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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实学的教育内容。
张居正强调学校教育以实学为主，重申明代以明经取士，经书以宋儒的传注为标准，经书义行文典雅纯实。
生员所习除儒家经典外，还习本朝诏、律、典制等，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
第五，重视学校教育设施、经费。
科举考试与岁贡，是各儒学诸生出身的两条途径，尤其是科举制度，是生员进入仕途的重要阶梯，对学校教育有重大影响。
张居正进行教育改革，也自然对科举和岁贡进行了整顿。
关于岁贡，重新规定各地学校提前一年，选拔优秀生员充作岁贡生员，次年四月赶赴礼部参加廷试。
凡岁贡时不遵禁令而滥贡及廷试时有五名不合格的，则将提学官降职，改调。
关于补贡，也重申了旧规，补贡必须在一年以内，超过期限的发回原学肄业，并给该省提学官处罚，对乡试名额也进行了适当限制，有利于减轻考试官阅卷负担，也便于考场管理及后勤供应。
明中叶以后，书院逐步兴起，讲学之风很盛。
各地的讲会、书院，吸引了大量生徒，使本来已趋于衰败中的府州县学更加败坏。
为了振兴地方儒学，张居正采取反对讲学、禁毁书院的办法。
万历七年（1579年），张居正敕令各地巡按御史、提学官严加查访，不许另建书院，聚众讲学。
张居正认为，书院讲学空谈心性，荒废了学业，因而提倡从实讲求经书义理，恭行实践，以备日后为官行政之用。
张居正的教育改革是其全面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改革，对挽救日益衰败的学校教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顾宪成和高攀龙 东林学派在万历后期影响很大，他们提倡气节，崇尚实学，希图以讲学挽回世道人心，他们讲学不忘时政，而且常常以时政为讲学材料。
顾宪成，万历四年（1576年）中举人，八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之职，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坎坷不平的政治生涯。
顾宪成正直敢言，不怕得罪权贵，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削籍家居。
于是他有充分的时间四处讲学。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与高攀龙等江南学者，议修东林书院，开展讲学活动。
他在讲学时批评王学末流落于禅宗，主张讲学有助于世道人心，反对空谈心性，认为它无补于社会。
在性善问题上赞成程朱学说，反对王阳明观点。
讲学之余常讽议朝政得失，品评人物的善恶好坏，讲求学以致用。
据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先生论学以世为体，尝言，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推动下，他把关心国家大事同探讨学术思想结合起来。
高攀龙，25岁时从顾宪成讲学。
他的讲学，以复性为宗，以格物为要，以居敬、静坐为修养的工夫。
他认为性为人的本体，即天理，是完美无缺、至善的。
但本性往往为私欲所蒙蔽，所以要恢复人生下来就具有的本性。
因此他以复性为教育宗旨。
至于静坐、居敬的工夫，他认为初学之人，“神短气浮”
，需要下数十年的工夫习静，使神完气培，才能居敬，即心中无一点杂念，毫无牵挂，浊气自清，本地自然呈现，达到修养的极限。
总之，高攀龙的讲学不偏废程朱理学，亦不偏离王阳明心学，他以朱学修正王学，而最高境界的完成却是心、性无所偏废的合一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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