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畅想小说网】地址：http://www.cxtra.net
在皇帝昏聩、官僚坐食俸禄的腐败环境下，仍有一批欲挽天文历法之衰颓命运的勤政官吏和科学家在努力。
他们或屡疏请求观测天象，重修历法，或投身于天文历法的研究和改进。
后者如万历年间身为皇室宗亲的朱载堉在疏请改历不果后，先创制出《圣寿万年历》和《律历融通》二书，后又将《圣寿历》改进成《黄钟历》。
《圣寿》、《黄钟》二历虽非尽善，但亦系朱载堉研究心血之作，惜朝廷并不理睬。
与朱载堉同时的邢云路亦极关注历法的研究与改革，他在任河南佥事时曾上书请求改历，被钦天监官僚诬为“惑世”
[8]，他又将郭守敬所定长4丈的圭表加长至6丈，测得回归年数值为365.24190日，这个数值比郭氏测定的365.2425日更为精确，距推算的当时理论值只小0.00027日，远远超越于当时欧洲的天文学水平。
在明末新历的制定中，邢云路还做出了其他的贡献。
李之藻、徐光启是明末为修历而殚心竭虑的官吏兼科学家。
李、徐二人都有深厚的中国算学基础，极为关注本朝的历法改革。
当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后，他们在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学习到西洋的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这为他们后来会通中西，制定出在某些方面超胜西方的新历法奠定了基础。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十五日发生日食，钦天监推算日食分秒及亏圆时刻皆不准确。
在朝野要求改历的一片呼声中，礼部只好奏请皇帝选任邢云路、范守己参预历事，同时命徐光启、李之藻会同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译西洋历书，并修治测验仪器，为修历作准备。
但明神宗已有30年不上朝理政，礼部的建议被“留中”
未发。
李、徐二人遂在任官余暇翻译、整理历法书籍，并奔走呼吁尽快开局修历，如徐光启在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整理出版了熊三拔旧手稿《简平仪说》，李之藻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奏上西洋历法并“乞敕礼部开局，取其历法，译出成书”
[9]，但明神宗皆置若罔闻。
崇祯二年（1629年），大统历、回历推算日食均不验，而徐光启以西洋历法推算的顺天（北京）食分时刻独验。
在主张修历人士的一再恳求下，明思宗下令礼部开局译书，以徐光启督领修历。
于是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陆续被征至历局译书。
一直为修历多方奔走的李之藻也于次年来到北京，辅助徐光启主持修历，不久卒于任上。
徐光启为这次修历制定了一个很高的追求目标，那就是所造新历能够“上推远古，下验将来，必期一一无爽；日月交食，五星凌犯，必期事事密合。
又须穷原极本，著为明白简易之说，使一览了然，百世之后，人人可以从事；遇有稍差，因可随时随事，依法修改。”
[10]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徐光启确定了修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大量翻译、整理西洋历法文献。
欧洲在儒略历（Juliandar）误差日重的情况下，于16世纪末开始修订工作，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公布新历，即格里高利历（Gregoriandar）。
它汲取了西方国家（包括非洲和西亚）长期积累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精密度较高，超过了《大统历》。
徐光启等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整理西洋历书的目的，便是要“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
[11]，洋为中用。
二是加强天象观测，因为历法是否准确，取决于它是否能正确反映天体的运行规律，并依据天体运行规律确立各类时间标识，所以徐光启提出治历“必准于天行，用表、用仪、用晷，昼测日，夜测星”
[12]。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