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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论是王守仁“致良知”
的心学，还是湛若水的“随处体认天理”
之说，其根本点是强调内心的悟性。
然而，他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的书院教育内容也各具特色。
如白鹿洞书院，自朱熹为之题写《白鹿洞书院揭示》后，实际上就变成了以讲求朱子之学为主的一所书院。
虽世事屡有变迁，这一宗旨却没有多少变化。
成化三年（1467年），理学家胡居仁入主白鹿洞并为书院订有学规，大体亦是推衍朱熹学规的基本思想。
白鹿洞学术宗旨的逐渐改变，还是随着“心学”
的兴起和传播而受到影响。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其门人蔡宗兖受聘主洞事，王为之题写了《大学》、《中庸》古本及序刻石，这是阳明心学在比较高的层次上影响白鹿洞书院学术宗旨的开始。
嘉靖九年（1530年），信奉湛若水之学的知府王溱，将湛若水所著《心性图说》、《四句总箴说》刻石于白鹿洞，并成为书院的重要教材之一。
之后，王、湛学派的学者易主洞事，这自然对白鹿洞的学术取向产生了影响。
王、湛及其门人的讲学虽然促进了书院的发展，但门徒们对师说理解不一，互相纷争，尤其是晚明的王学末流流弊更大。
陆陇其在《学术辨》中力辟王学之弊说：“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弊不可胜言。”
而王、湛门人又多达官，他们奔走游说，逞词锋，务声名，又造成浮慕虚名的不良习气。
以批评心学末流的空疏、提倡实学为主的东林学派于是兴起。
无锡的东林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地方，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加以修复，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
他们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反对王学末流弃儒入禅、空谈心性的风气，讲学之余，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时弊，使东林书院的讲学求真求实，这一特色又具体体现在东林书院的“会约”
上。
《东林会约》共有三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列举孔子、颜渊、曾参、子思、孟子等先圣先贤的语录，作为为学的要旨；第二部分列举了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洞学规》；第三部分为《东林会约》的主体部分，即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等内容。
《东林会约》的主旨是要求师生皈依孔孟，要求书院讲学继承朱熹的讲学传统，强调讲学与修身并重，反对王学之陋习。
东林书院这种求真求实的学风，极大地发展了古代书院的优良传统。
三、书院的教学与管理
明代书院的教学管理体系，在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而逐渐趋于正规化。
明代书院教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自学为主。
书院导师虽也常面授生徒，但只是提纲挈领，由生徒随其深浅自行体会。
生徒有疑难问题，或入室请益，或质疑问难，导师也仅是点拨一二，主要还是靠学生自学领悟。
因此，指导学生读书便成为书院导师教学的主要形式。
书院生徒所研习的教材主要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等，和地方儒学相似，但在启导学生读书方法上，书院各有自己的特色。
书院指导学生读书，书院的主持者是关键。
以湛若水在大科书院的讲学为例，他规定生徒先读《论语》、《大学》，次读《中庸》、《孟子》。
当时的书院要求生徒人专一经，但在熟读本经、《四书》的基础上，也提倡旁通其他经史及《性理大全》、《史记》等。
然而对仙、释、《庄子》、《列子》之类的著作，则禁止生徒研读，认为这类著作会扰乱儒家的伦理名教，分散诸生求道明德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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