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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明代周弘祖的《古今书刻》记载，南京国子监印刷书籍271种，其中包括本朝书、杂书、类书、韵书以及经、史、子、集八大类。
其中一部分除利用原来存版进行修补后印刷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书是重新刻版印刷的。
由此可见南监印刷规模是相当大的。
在南监所藏书板中，有著名的“二十一史”
，其中有宋、元、明三朝所刻，因而称“三朝木”
，这套书版直至清代嘉庆年间才毁于火灾。
北京国子监的印刷规模比南监要小，刻印的书籍数量也比南监少得多。
据成化年间《国子监通志》和弘治年间的《国子监续志》记载，北监共印书籍85种，而以经史为多。
万历年间，所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为北监最重要的书籍，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雕，至万历三十四年完成，历时20年，可见北监印刷也是不断进行的。
但北监在正常的情况下，是用所存印版印刷，而要组织一部书的刻版和印刷时，则临时雇工，并依工程大小来确定雇工的数量。
关于北监刻版者的姓名，历史上也很少记载，只是在《国子监通志》、《国子监续志》上，有祭酒邱濬刻《世史正纲》、《进修录》，吕楠刻《诗乐图谱》、《春季考录》等五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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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藩王府印书，在出版印刷史上是一种特有现象，也是明代官刻本的一个突出特点，称为“藩府本”
或“藩本”
。
明代各藩王没有什么实际政务，而又有很丰厚的禄粮，一部分藩王过着养尊处优，锦衣玉食，以声色犬马自娱的生活，有的则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有些人比较好学，喜欢读书，就把精力用在刻书上，于是刻版印书也就在不少藩王府兴盛起来，并逐渐形成一种风气。
藩府刻书极多，《古今书刻》上登载有刻书的王府15个，刊书142种。
清末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又列出刻书王府20个，刻书56种。
两者合在一起，除去重复者共有27个王府，如蜀、宁、代、吉、晋、秦、周、徽、鲁、辽、楚等，刻书191种。
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又列出了郑、襄、汉、岷等王府刻书，共计43府，刻印古代及明代著作约500多种。
明藩府刻书始于洪武末年，延续至明末，以嘉靖、万历年间最为兴盛。
刻书最早的有周、蜀、庆、宁、楚等府，有的王府刻书先后经历数十年，其中周、蜀、宁三府刻书延续了200年左右。
刻书最多的为南昌宁王府及其后裔弋阳王府，刻书137种，其次是蜀、周、楚等王府，刻书都在30种以上，其他藩府刻书多则十几种，少则二三种，只有小部分藩府没有刻书的记载。
各藩王府刻印的书籍品种很多，门类庞杂，除经、史、子、集外，还有当朝的有关律典，以及有关医学、佛经、道经、棋谱、琴谱、茶谱、法帖、地理、花卉、小说、人物传记等很多方面，有些书是藩府首次刻印。
其中医学类书籍占有很大比例，不但有古代的医书，还有当代的医学著作，以及各藩府自己编写的医书，据统计，各藩府印刷的医学类图书约30多种。
另外，藩府刻印藩王自己的著作，数量也不少。
有的藩王在很多方面都有成就，著作很多。
如宁献王朱权在军事、历史、地理、农业、医药、文学、音乐等方面都很有成就，他著的书有名可考者50余种，除在本府刻印外，其他藩府也有刻印。
周宪王朱有燉史称好文辞，能书画，晓音律，著有《诚斋集》、《诚斋乐府》。
据记载，在藩王及宗室中有著作的约93人，著书359种，其中诗文集约120种，大部分都由本藩自刻出版，有的书还由其他藩府翻刻。
藩府刻书还有一个特点，喜欢采用堂、轩、书院等名号，刻印在牌记或中缝内。
如晋王府所用堂号有宝贤堂、志道堂、虚益堂、敕赐养德书院；楚府正心书院、崇本书院、崇古书院；衡藩时习轩，宁府文英馆等。
其中有的是皇帝敕赐的。
至于藩王本人，往往喜欢给自己起一个别号，称道人、羽客、仙人或子。
藩本不仅数量多，而且校刊精当。
内府刻本、监本和藩本外，中央政府各部院如礼部、户部、兵部、工部、都察院、大理寺、钦天监、太医院等部门都刻印过与各自业务有关的书籍。
地方上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等官署、各地儒学书院及盐运司等，主要刻印地方志及其他书籍，这些都属于官刻书，其总量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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