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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之所以要再次搬出这种“贵族”
立场，正是因为他发现，在一种所谓的民主社会，在多数人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时候，一种双重的选拔程序就会持续不断地运作。
人们会本能地排斥那些天资聪颖、锐意进取的人。
即使在表面上舆论都是向着有才能的人，但是在私下，每个人都会同意伟人对于大众来说是一场灾难。
人们需要的是才智平庸的人。
①而只有那些被巅峰召唤的人，才会热爱并且默默地敬畏那些精神高贵、灵性非凡的人们，他们会把这种热爱转化成对于自我的鞭策。
这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知识贵族制原则的基本含义。
大学要探索真理，其最为基本的保障条件就是学术自由。
这就是说，国家要担保大学享有开展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的权利。
实际上，自叔本华用他夸张的语气指控那些领取国家俸禄的哲学教授以来，接受公职的教授们一直就承受着过多的不信任。
他甚至认为，自苏格拉底以来，极少有哲学家会认为有必要保持彻底的独立，拒绝任何形式的补助。
这就表明，无论何时何地，一旦有人将自己的个人存在与学术融为一体，学术自由就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们将变成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精神，在这个时代里，恰恰是他们对于历史力量的意识使他们从对自己时代的或明或暗的依赖中超脱出去。
这样看来，大学必须能对国家的发展提供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而不是对社会的需求听而不闻。
大学所培养出的人才在社会上被冠于“高级”
的称号，那就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大学输出的人才是在填补社会上某一个脑力劳动方面的不足与空白。
可以说，大学所提供的人才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这样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中，大学要开阔其视野，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的发展。
大学在此就不能够固守一己之见，拒绝变革，或者盲目适应，肆意改变（加大或缩减）大学的教学内容，而影响大学的发展。
所以，雅斯贝尔斯提出大学要主动地去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大学是主体，是要具有判断力的。
在他看来，很多大学并没有发挥这种主体作用，而是被动地听随社会的召唤。
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大学就随之而改变，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学的性质与功能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改变。”
最现实的情况之一就是，“很多大学为了迎合19世纪以来的大众教育的要求，而被迫采用中学的程序和方法。”
①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系统的核心矛盾，正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
这虽然有利于高等教育各组成部分的协调与最大限度的整合，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每一阶层的复杂性，国家在进行统一规划时，不可能做到全面，因此一些决策常常无法满足高等教育的发展。
雅斯贝尔斯对此问题的见解应该说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意义深刻，他指出自治观点是建立在高校的精神高度自由基础之上的，虽然国家政府实行一些宏观政策是必需的，然而完全地遵从政策而忽视自身的情况，与完全不遵从政策而随意发展，这些都是缺乏自主性的表现。
这是因为，高校自主性不仅包括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也包括对外界大环境的客观认识。
高校如何作出理性的选择，在宏观指导下采取灵活的方式来促成发展，这才是大学自治的真正体现。
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观点调和了高校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并强调了高等教育体系中学术权威与国家权力的均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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