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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深长的是，某些观众反应异常激烈，斥为“庸俗”
，致信北影厂，批曰：“背叛了电影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走上了商业化的邪路”
。
该片确是北影厂当年最赚钱的影片，厂长汪洋在大会上说：“全厂都应该感激导演同志，《神秘的大佛》保证了咱们北影人两个月的工资！”
导演却削发为僧的心都有了。
之后，他又导演了《武林志》，还是武侠片，打了导演声誉的翻身仗，票房与口碑双丰收。
有了第一部电影的经验，第二部自会拍得好些。
但若说两部影片一部好在天上，一部糟在地下，却是夸大其词。
此现象说明，其实很有一部分中国人，也变成了一批习惯于戴着政治眼镜看文艺的人——《武林志》中的男主角在擂台上痛扁蔑视中国功夫、欺负中国人的洋拳师，是李小龙电影主题的继承。
反面人物是洋人，爱国主义思想便铁定确立，不容置疑。
联想到如今的中国影视圈，商业得不能再商业化了，烂片不少，却很少有人站在“电影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的高度来批评了；商业化也分明不是“邪路”
，而是“康庄大道”
了。
诚所谓——道即变，人亦变，于是事事俱变。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陈强和陈佩斯父子的喜剧片《二子开店》系列，同样广受观众欢迎。
在中国电影由题材领域狭窄向风格逐渐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父子俩是有贡献的。
《谁是第三者》《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等影片，单从片名看，便知中国电影的题材之锥已向社会的肌理扎入得多么深了。
这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即在某一个时期，尤其是特定的时期，有关部门对文艺的领导功能不必操之过急，体现得太过强势。
往往，急也没用，姿态太过强势，只不过能压服一时，却不能使人心服。
某些现象，并非文艺家非要挑战什么底线，而是文艺对现实的必然反应。
同一种现实，有人反应得平和些，有人反应得激烈些，应属正常现象。
不能由此认为，前一种人可爱，后一种人讨厌。
某些社会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让文艺家装作看不见、不讲道理，要求文艺“看见了黑暗，更要写光明”
，也实在强人所难。
激烈的文艺反映，不是体现在张三身上，就是体现在李四身上，不体现是不正常的，不激烈也是反常的；因为此乃人类文艺有史以来与现实“天定”
的关系。
若体现在谁身上了，以理性之思维，智慧之方式低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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