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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乡间的小路》，也是香港歌坛不怎么会“出产”
的。
香港的“乡间”
只不过是它这座繁华大都市的边边角角，所占人口极少，并且非是大多数港人的“故乡”
。
对于普遍的香港同胞而言，所谓“乡愁”
是主体性难确定的情结。
台湾那一类吟诵乡情的歌，在词风曲韵方面，显然从中国传统民谣中的童谣分支吸收了不少愉快的元素。
童谣的分支体现民间文艺的本能——将苦留给大人们，将愉快留给孩子们。
台湾那一类（不是全部）吟诵乡情的歌，放大了童谣的愉快，使之成为青少年和大人们也爱听的歌。
所以，它们是文艺自觉的正能量的果实，证明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
并且，大陆搞“文革”
时，台湾搞了一场复兴传统文化的运动，这场运动与后来的经济腾飞相得益彰——于是我们从台湾的大众文艺如歌曲、电影、电视剧中，总能多少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优点的运用；他们的歌词作者，将唐诗宋词中怡情养性那一部分营养，也消化得很好。
当年台湾在大陆流行广泛的歌，总体价值取向上以“悦耳润心”
为宗旨。
而大陆歌当年的主流却是代言性的，如大陆文学的禀赋。
《一无所有》那样，“西北风”
也那样。
某些咏唱爱情的，或许一时唱红半个中国，却大抵流行一阵就过去了。
它们属于会永远产生，万变不离其宗的歌。
《一无所有》不属于永远会产生的歌，在特定的年代具有独一无二性，无法被后来的百千首歌所湮没。
“西北风”
也不是一阵一般的风，是特殊年代的一阵罡风。
人们不可能记住每一阵风，但通常会记住不同寻常的罡风。
其后的一首歌《九月九的酒》，可以看作“西北风”
的谢幕之作，其中“饮尽这乡愁，醉倒在家门口……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
，对打工者的含辛茹苦，代言特性饱和。
而香港歌曲，当年基本上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流行歌曲的路径，特别是吟咏爱情的那些，听来听去，几乎总能听出“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
的意味。
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月亮代表我的心》亦是。
香港歌曲最值得一提的，是《笑傲江湖》《霍元甲》《至尊无上》等电影插曲。
《笑傲江湖》之插曲，在大陆最受佳评——歌中“笑傲”
之冲霄豪气，为此前大陆、台湾歌坛所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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