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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前，台湾歌坛与香港歌坛是互相牵拉的关系；1980年后，国家给了两地词曲作者与歌手做梦都不敢想象的巨大的发展天地和市场，而他们也极大地影响了刺激了大陆词曲作者与歌手，使大陆同行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脱胎换骨般的华丽转身，或曰凤凰涅槃。
各种文学观念
这一时期的文学界在继续调整观念——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践；“寻根”
主张的提出；“新写实主义”
概念的产生，始于1985年，是从1986年延续到1987年的主要现象，并对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现代主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囊括意识流、生活流、荒诞主义、魔幻主义、黑色幽默、存在主义等创作方法。
有的是方法论，有的不仅仅涉及方法，还涉及文艺家对现实社会的不同于常人的感受以及由此形成的观念。
意识流比较好理解，理论逻辑也容易使人接受，即人的现实存在感不仅是由日常事情和所经历之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大小事件组成，也不仅是伴随着感情、思想、体会和观念的存在，还是伴随着几乎无时不有的个体意识的存在（包含潜意识）。
当某人在说东时，其意识反应可能正胶着于西。
而文学艺术若善于对此种现象进行可信地揭示，肯定会“记录”
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人。
我接触现代主义较早，非是文学的，而是电影的。
1980年后，我在北影厂有机会看过意识流和生活流电影，如《八又二分之一》《去年在马里昂巴德》。
但现代主义的小说，我也就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萨特的《恶心》、尤涅斯科的话剧剧本《犀牛》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坦率讲，我当年对现代主义不以为然，认为是“游戏文学”
的产物，还与人激烈地争论——荒诞主义中国古已有之，“黄粱梦”
不就是吗？戏剧《乌盆记》不就是吗？要讲“变形”
，中国古代神话、希腊罗马神话中不是也比比皆是吗？《白蛇传》之变形难道不是文学想象力的极致吗？
当年浅薄，自以为是，读书又少，分不清神话中的变形与近当代小说中的变形有何不同。
多年之后才明白——前一种变形是写人不甘为人，兽不甘为兽；而后一种变形，则是反映人只想好好地像人那样生活，却已不能够。
举例说，《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不论想变成神还是变成妖，都是多么可以理解和值得同情。
《昆虫记》和《犀牛》中的人之变形，与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不是一回事。
倒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双双化蝶，很有些“被化”
的意味。
总体而言，现代主义的著名作家都不仅仅是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学家的敏锐，并都试图探究人是如何被时代所异化的。
那时的中国话剧舞台也亮色不断，每每令人耳目一新。
在中国，在北京，在最好的剧院，由“人艺”
上演的《狗儿爷涅槃》《等待戈多》，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有不少人甚至专程从外地赶来看这两部话剧。
其后开始了北京“人艺”
上演现实题材话剧的新一页，导演任鸣贡献很大。
比“重写文学史”
更热、影响也更大的话题是关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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