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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新现象提供了新题材，新题材电视剧吸引了新的观看群体——反映“白领”
一族生活内容的电视剧应运而生。
“白领”
要上班，白天谁看电视呢？
有调查表明，家庭妇女其实是看电视的主要群体，于是又产生了一批“家斗”
剧。
其中，《我爱我家》收视率最佳，发散式地将某些社会现象（特权、腐败除外）引入了家庭话题，因是喜剧风格，当年口碑不错。
而也有一些，为斗而编，为斗演斗，相当垃圾。
即使相当垃圾，居然也把钱挣了。
一个趋势是，相当多的电视剧受众爱看勾心斗角情节不断的电视剧——为房产、钱、地位和女人而斗的电视剧，收视率都比较高。
在这一时期，文学怎样呢？
一部分作家将目光投向了1949年以前，于是产生了家族小说，内容大抵演绎于民国背景，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一部分依然关注现实，地理背景多是农村。
作家谁不希望作品深刻一些呢？反映现实而图谋深刻，与图谋不轨没什么两样，于是剑走偏锋，求助于“荒诞”
。
在有些国家，作家写什么，怎么写，管的人甚少。
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家机构基本不予干涉。
若干涉不当，作家可以向法院起诉。
真打起官司来，国家机构也许还会输了。
相对的，作家的作品若涉及诽谤攻击，不论对国家机构或个人，法律后果同样不能掉以轻心。
故在有些国家，“荒诞”
更是一种世界观。
“世界是荒诞的”
——这一母题在他们那里由来已久，也可以说是一个哲学母题，对文学、戏剧以及后来的电影、电视剧影响颇大。
在吾国，“荒诞”
更是一种技巧、一种策略——我想写出现实中确曾发生的事，想写出在那些事中形形色色的人的表现；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有不同的职业责任意识，我的想法符合我的职业责任，而且不会造成洪水猛兽来袭般的恶果，为什么你们偏要以你们的职业责任来限制我的职业责任呢？同样是职业责任，难道只有你们的职业责任才是可敬的责任，而我们的职业责任则是讨厌的？……
我以上写出的，差不多是几代中国作家和编剧内心的郁闷、憋屈，包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奉为圭臬，对社会主义文艺曾经满怀信心甚至自觉恪守为信仰的老作家、文艺理论家们。
据我所知，曾经创作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来官至全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一位从延安走过来的老军旅作家，那一时期也写出过一部荒诞色彩浓重的小说来。
现实题材文艺的人间烟火气息越来越少。
仅有的几部年代剧，明明年代跨度很长，人物由青年变成了中年、老年；中国在那样一些年代确曾发生之事，却自行过滤得一干二净，毫无痕迹，如同根本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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