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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清的民间，有诗名且有善终的人，委实是不多的——起码在晚清以前如此，以后诗才多了起来。
而那时的大清已千疮百孔，风雨飘摇，自身难保，顾不上管诗和诗人了。
从林则徐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谭嗣同等人，哪一个都肯定是诗才佼佼者，却都没留下多少诗作。
非不能也，实明智也。
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肯定也是诗种子无疑啊，但中状元之前和之后，世人并未闻其诗名，估计亦不敢也。
据说他还是有些诗留下的，极少。
在清朝，在民间，确切地说，在山林中，倒有一些另类的“诗种子”
，皆是被屡屡挤落科举独木桥的汉人，过的大抵是“自制竹皮笼短发，新裁荷叶理初衣”
的半野人半乞叟的生活。
在各类晚清民间有心人编的诗选中，如在《雪桥诗话》中，便可发现他们散珠碎玉般的诗作，几乎首首有精隽酷美之句。
还有镇守边关、舍生忘死的铁血诗，与岳飞、辛弃疾、韦应物等人的诗豪气相通。
即使某些僧道的出世诗，也给人以顿悟红尘的人生启迪——比之于“宰相”
之子纳兰性德的锦帕诗，欣赏价值大得多。
清代之中国人口已逾四万万众，汉民族且有悠久的诗文化传统，曾经成果煌煌，二百七十年间，却只流行了些麒麟或麒麟子的风花雪月诗，实在是不成样子。
由纳兰氏的诗，可以推测，歌在清代，在民间，命运也断不会强到哪儿去，大约仅是青楼粉馆之间的艳词娇唱——而唐宋之初，连樵夫渔父，浣女牧童，兴之所至，亦每每一展歌喉的。
由是我们可总结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诗与歌之间的关系规律——诗兴则歌盛；诗缺则歌稀。
而诗之兴缺，诗之内容的丰匮，全由统治阶级的好恶所决定。
这种现象，也是不同于西方的。
资本主义以前的西方，对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一向由两股貌合心不合的权力共同实行，即教廷神权与行政王权。
有时看似联袂的统治，暗地里却互相较劲，勾心斗角。
此种统治的模式，矛盾也往往反映于文艺。
教廷激烈反对的，王权出于政治的考虑，也许会表现出喜欢，起码是允许存在的态度。
而王权大皱其眉甚至下令禁止的，教廷也许会适时地“点个赞”
“挺一下”
。
所以，西方的文艺史中，常记载某些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两种势力间智慧应对，最终获得合法存在的现象。
中国之文艺史断无此种现象。
中国的某些朝代，尽管寺庙多多，却从不曾有什么教廷。
中国之皇帝都是政教二权集于一身的超级权力人物，自诩“真龙天子”
，每一道命令或指示，乃“奉天承运”
，他的命令和指示已是“奉天”
颁布的了，那就神仙也管不了啦。
所以中国的文艺史，从民国前直溯至先秦，基本尺度皆是王权喜厌所成的尺度。
孔子辑《诗经》、修《春秋》之事，若不是发生于列国并存时代而是发生于秦，不但做不成，连性命也会丢掉的。
仅搭上自己的性命，那已是万幸。
想必是，自家九族、弟子三千及七十二贤人，必统统被砍头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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