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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民国，国人特别是汉人的诗性才又有机会发扬光大——古诗风与新诗风互竞风流，双方各有领军人物，营垒分明，最终新诗的影响力略胜一筹。
古体诗统治中国人“诗脑区”
的历史太久了，而青年们总是更热衷于新现象新事物的。
新诗获得广大青年们的拥护，古体诗的正统地位于是渐归寂落。
但一个事实又是，即使在新诗风的领军人物中，性情上眷恋古体诗者也实为不少。
他们一方面鼓吹新诗，捍卫新诗，与古体诗阵营的领军骁将论战不休；另一方面又每每以古体诗互赠互赏，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有两个例子是极端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因为一不小心成了“新文化运动”
的旗手之一，文章诗作，便与古文遗风来了个一刀两断。
自那以后，他似乎只写过一首古体诗，还是为了向古体诗的守将章士钊表示和为贵之善意的戏作。
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
的先锋，虽不曾参与古、新之诗孰良孰莠的论战，但阵营立场却一向是坚定的——他留下的真性情的好诗，却无一不是古体的。
其名下的几首新诗，如《我的失恋》之类，反而是玩闹之作。
新诗也罢，旧体诗也罢，总之都是诗。
诗又兴，中国的歌便也又盛。
由于产生了新诗的新气象，中国从此产生了别于古词古曲的新歌现象——对这一现象的最有力的推手，当属中国的早期电影。
几乎每一部现实题材的早期电影都有插曲，而那些插曲无一例外是新歌——《渔光曲》《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东流》《夜半歌声》等电影插曲，直至1949年后的最初几年，仍为中国爱唱歌的男女青年所钟爱。
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歌词创作行业——那是要饿肚子的。
绝大多数电影插曲，歌词乃为当时的诗人、文化知识分子与文艺青年所作。
姑且不论文艺青年，当时的文化知识分子，几乎个个兼具诗人气质。
也不仅文化知识分子如此，即使致力于自然科学理工专业的知识分子，十之八九也有诗心，且善诗。
比如后来成了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的胡先骕，古体诗的功底就十分了得，曾经与胡适辩论过新、旧体诗的长短。
若无两把刷子，也不可能有向“时代新宠”
胡适指名道姓公开叫板的底气。
当时的某些著名文化人物对新歌的文艺影响十分关注，亦心动之。
刘半农的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一经谱曲，唱遍南方。
歌女们当作情歌来唱，进步青年当作渴望“真理”
的歌唱之。
而李叔同将外国歌曲重新填词而成的《送别》，更是甫一唱开，便成友谊歌的经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它作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新片《城南旧事》的主题歌，如珠玉出土，再次流行全国。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诗也罢，新歌也罢，主要是在南方兴盛，并且，受商业牵连，必然分流——某些“靡靡之音”
，亦成别样之声，每每受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诗与歌的关系开始离异，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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