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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他们的智慧的较高部分，完全沉溺在工作里面，更无余暇去闯入它们无事可为的领域。
他们在工作内能够快乐，因为在近代社会里科学是日新月异的，有权力的，因为它的重要性无论内外行都深信不疑的。
因此他们无需错杂的情绪，既然较简单的情绪也不会遇到障碍。
情绪方面的症结好比河中的泡沫。
必须有了阻碍，破坏了平滑的水流才会发生。
但只消生命力不受阻滞，就不会在表面上起皱纹，而生命的强力在一般粗心大意的人也不觉明显。
幸福的一切条件，在科学家的生活中全都实现了。
他的活动使他所有的能力充分应用出来，他成就的结果，不但于他自己显得重要，即是完全茫然的大众也觉得重要无比。
在这一点上，他比艺术家幸运多了。
群众不能了解一幅画或一首诗的时候，就会断定那是一幅坏画或一首坏诗。
群众不能了解相对论的时候，却断定（很准确地）自己的教育不够。
所以爱因斯坦受到光荣，而最出色的画家却在顶楼上挨饿，所以爱因斯坦快乐而画家们不快乐。
在只靠自己主张来对抗群众的怀疑态度的生活里，很少人能真正快乐，除非他们能躲在一个小集团里忘掉冷酷的外界。
科学家可无需小组织，因为他除了同事以外受到个个人的重视。
相反，艺术家所处的地位是很苦恼的，或是被人轻鄙，或是成为可鄙：他必须在此两者之间选择其一。
假如他的力量是属于第一流的，若是施展出来，就得被人鄙视；若是不施展出来，就得成为可鄙的人物。
但这并非永远如此到处如此。
有些时代，即使一般最卓越的艺术家，即使他们还年轻，便已受到尊重。
于勒二世（3）虽然可能虐待弥盖朗琪罗（4），却从不以为他不能作画。
现代的百万富翁，虽然可能对才力已衰的老艺术家大量资助，可从不会把他的工作看作和自己的一般重要。
也许就是这些情形使艺术家通常不及科学家幸福。
我以为，西方各国最聪明的青年人在这一方面的不快乐，是由于他们最好的才具找不到适当的运用。
但在东方各国，情形就不然了。
聪明的青年，如今在俄国大概比在世界上任何旁的地方都要快活些。
他们在那边有一个新世界要创造，有一股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热烈的信仰。
老的人物被处决了，饿死了，放逐了，或者用什么旁的方法消毒过了，使他们不能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再去强迫青年在做坏事和一事不做之间拣一条路走。
在头脑错杂的西方人眼中，俄国青年的信仰可能显得不成熟，但这究竟有什么害处呢？他正创造着一个新世界；而新世界是一定投合他的嗜好的，一朝造成之后，几乎一定能使普通的俄国人比革命以前更幸福。
那或者不是头脑错杂的西方知识分子能够幸福的世界，但他们用不到在那里过活啊。
所以不论用何种实际主义的测验，青年俄罗斯的信仰总是显得正当的，至于用不成熟这名词来贬斥它，却只在理论上成立。
在印度、中国、日本，外部的政治情势常常牵涉着年青的独立思想家的幸福，但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内部的阻碍。
只要在青年眼中显得重要的活动成功，青年就觉得快乐。
他们觉得自己在民族生活里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得扮演，于是竭力追求着这个虽然艰难但仍可能实现的目标。
在西方受有最高教育的男女之间，玩世主义是极其流行的，而这玩世主义是“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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