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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不被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完全肯定的。
古典乐派认为他的曲子旋律优美却缺乏深度；浪漫派则认为他的曲子拘泥保守、缺乏创新；民粹派认为他的曲子有太多的西化元素，简直是投降主义，是巴结西方；而西方派却觉得，他写《1812年序曲》这种作品，分明是在给俄罗斯腐朽的旧制度张目……总之就是哪边都讨不到好。
据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兴冲冲地将自己写好的一份钢琴协奏曲手稿拿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尼古拉·鲁宾斯坦看，结果鲁宾斯坦给回了一句：“已阅，没有任何价值。”
前面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个敏感而多疑的人，这样的众议汹汹，对他来说是灾难性的，让他一点都感觉不到他其实是那个时代俄罗斯最伟大的音乐家。
这些批判让敏感的他心力交瘁，几度濒临绝望。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拉开历史视角，宏观地去看，柴可夫斯基的困境，与那个时代俄罗斯的历史大势有关，他的困境，也是那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困局。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被英法联军揍得满地找牙，把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给急死了。
同样是跟英法干仗，同样是被打得怀疑人生，克里米亚战争就是俄罗斯版的“鸦片战争”
。
这场战争的大败亏输，也造成了俄罗斯民族的信心崩塌与思想大混乱——从彼得大帝开始，经历了百余年“维新”
，怎么我们国家还是这个熊样呢？于是各派都开始想辙：西方派觉得，还是应该拾起十二月党人的旗帜，推动俄罗斯实现更加彻底的西方化；民粹派则认为，这是洋奴思维，俄罗斯真正力量的源泉在于斯拉夫传统；保皇派则说，你们这都是瞎嚷嚷，都别添乱，我们还是要跟着沙皇陛下……
在这种各派主张都在大混战的背景下，柴可夫斯基的任何音乐作品，都会被拿出来当靶子说事儿，大家都倾向于用批评他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于是，他就不幸掉到了坑里。
《1812年序曲》是柴可夫斯基当时最被政治化的一部作品。
此外，柴可夫斯基那拧巴的出身和性格，也为他寻觅知音平添了很多壁垒。
比如说，作为同一时代音乐界与文学界的并峙双峰，柴可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有过交往，按说这两个伟大的灵魂应该有很多相通之处，可是两人的聊天却总是话不投机。
柴可夫斯基极为欣赏与自己出身相似的贝多芬，托尔斯泰却觉得莫扎特和海顿才是音乐家们该效仿的榜样。
三聊两聊之后，双方都认定对方水平有限，再后来就断了联系。
柴可夫斯基在后来给梅克夫人的信中说：“我确信，托尔斯泰是一位有点反常的人，同时又直率、善良。
尽管如此，除了负担和痛苦，与他结识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东西，就像和所有人的结识一样。”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柴与托的话不投机不难理解，前文说了，人家托尔斯泰是年收入一两万卢布的大贵族，而柴可夫斯基却是一个要依靠创作证明自己并维持体面生活的“音乐码农”
，两个人的生活层次本就不同，当然对话也就成了一种奢望。
是的，撕裂的共识、差距过大的阶层，让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呈现出越来越原子化的趋势，所有人都被分割在不同的精神世界里，这是俄罗斯艺术和文学莫大的幸运，却也是这个民族莫大的不幸。
而本就敏感而不善交际的柴可夫斯基则是其中最为痛苦的一个，因为他找不到知音。
他一生的道路，都是缺少同伴与知音的，哪怕是在生活上。
三十七岁的时候，柴可夫斯基曾经尝试过结婚，对方是他在音乐学院的女学生，对方公开宣称如果不能嫁给偶像柴可夫斯基，她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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