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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文献中的“夏”
的遗存，可以在当时的文书材料出土前被指认出来。
只是他们内部还存在纷争，被指认为信史的文献各不相同，被指认为夏的遗址也各不相同。
我把这些学者称为“可知论者”
。
还有极少数的“有条件的不可知论者”
，就像我这样偏“轴”
的，轻易不肯言“夏”
，认为当时的具有内证性的文书材料的出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
◎除了文字，锅碗瓢盆肯定推导不出夏
第一财经：你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近20年，一直被置于争论的风口浪尖，也向公众发表过很多关于夏的看法。
对工作了那么多年的二里头遗址，你是怎么看的？
许宏：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是夏，或最有可能是夏，但我不能说它肯定就是夏。
但不论是姓“夏”
还是姓“商”
，它肯定是最早的中国，是存在于37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那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四合院和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等，开了后世许多制度的先河。
二里头再往前，就是“满天星斗”
的状态，是一种无中心的多元。
所以说，暂时不知道二里头是属于“夏”
还是“商”
，并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史上地位的认知。
第一财经：你是一位以考古学为本位的考古学家。
但另一方面，许多学者也强调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的结合。
因为考古材料也是孤立的，撇开文献，就会出现各种方向上的解读，很可能走向谬误。
海昏侯墓文物大量出土后，很多人提出了颠覆史书之类的言论。
去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出了一本《海昏侯刘贺》，强调了古史文献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一部分考古学家轻言“颠覆史书”
所作的回应。
他曾说：“总的来说，考古新发现，大都只能起到补充细节的作用，通常很难对历史文献的记载做出根本性改变。”
许宏：辛德勇老师说的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要补充的一点是，海昏侯是信史时代的人物，而夏是处于史前时代和信史时代之间的原史时代，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现在，我们所有关于夏的记载，都是夏终结近1000年甚至1000多年之后人们的追溯。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争夺华夏正宗，都会有自己的历史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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