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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跟车祸现场和命案现场非常相像，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些断片、支离破碎的东西。
如果你不用逻辑推导，甚至有一定想象力的话，你就没法把这些材料串联成一个证据链。
在这种情况下，思辨、推理非常重要，考古必须得有这些方法才能深入一步。
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完全没有逻辑线索地介绍给学界公众，那给人家的还是碎片，让人什么都看不懂。
但是，我们要明白，考古遗存可以说是一种真实存在，一块陶片或一个房址是实的，一旦进入推理和想象、阐释和复原，就进入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虚”
的层面。
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推理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而可能性和可能性之间是不排他的。
也就是说，文物是不会说话的，得由我们考古人来代言。
但是，每个人代死人说的话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的研究和阐释具有相对性。
作为一个靠谱的考古人，就一定要自警、自省、自惕。
在某些层面上，有些问题考古根本解决不了，因为我们的学科是有局限性的。
我历来强调，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学科，当他认识到自身不足的时候，才是这个人或者这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
如果没有这种敬畏之心和自知之明，认为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那你本身就有问题。
在我的研究思考中，还是能够把发现、想象、推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二里头不能证实或证伪夏的存在
燕京书评：对于二里头四期的文化，现在有各种划分，比如，有人认为一、二期属于夏代晚期，三、四期属于商代早期，等等。
你自己的立论非常谨慎，认为要找到甲骨文那样的自证性文字证据，才能证实夏代的存在。
如果以后的考古发掘找不到甲骨文这样的自证性文字材料证据，那么夏代存在与否就无法确证？
许宏：已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我们所说的考古学文化，尽管标榜是囊括相关遗存组合的全部，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但不容否认，在具体操作上，基本上是以盆盆罐罐那些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为中心来确认一种考古学文化的。
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只是一堆东西的组合，而这堆东西与其背后的人群在主观认同层面形成的族群和政治集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就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大的学理和大的逻辑上，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等早就已经指出这类问题了，形而下的器物和形而上的族群认同两者之间能不能画等号、比附是不是成立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学科内部研究范式的转型，就是从注重文化史的研究转型为社会考古的研究。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注重盆盆罐罐这些物的分期和文化谱系，转变到对当时整个社会做全方位的研究，从注重动产到开始注重不动产，尤其注重背景关系的研究。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所以我的两代前任，二里头考古队之前的队长赵芝荃先生和郑光先生，在我接手二里头之前的40年里，他们建构起了扎实细腻的以陶器分期为基础的文化谱系框架，这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是以后我们所有研究的基础，我们要感恩他们；他们的团队，发掘了1号宫殿、2号宫殿、铸铜作坊和若干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贵族墓，奠定了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这是他们的两大业绩。
▍ 二里头6号基址发掘现场
但是，从不动产的角度，从社会考古角度全方位来看都邑布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带领的团队从1999年开始着手的。
这根本就不是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整个学科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大家在共同思考大遗址的发掘研究该怎么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还没有进入老先生法眼的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生产生计、社会结构……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我跟随徐苹芳先生做城市考古，对3000多年前的中国早期城邑、城市的发展有了一个“通”
的感觉，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解剖二里头都邑这只麻雀的机会，让我掌握这样一个大遗址，又适逢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期，才有了这样的认知。
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的研究重点和二里头本身的重要性，岂止在于夏呀！
夏王朝是我们的一种情结，被看作华夏族群的“成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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