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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企图把这个“夏”
存在1000多年之后，战国到汉代人的追忆变成信史。
我一直说，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很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这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考古人，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非”
字去掉，使它成为真正的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那需要跨过不可逾越的门槛。
要确认文献中具体的古代国家和族群，那就必须有扎实的内证性文书类的证据，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不能说为了找这样的文字，别的探索工作什么都不干了。
在二里头还没出现文字之前，这20多年难道我们无所作为吗？什么是考古学的强项？什么是二里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我在2019年就主动辞去队长职务了，我在大会上向大家告别时说，我相信在年轻学者手中，二里头考古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
但完全可能仍然没有发现文字；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二里头仍然能展示新的辉煌。
这就是我大体上的认知。
二里头陶片上一些单个的刻划符号，大部分学者不认为那是文字，只要不是复数的文书，就无法表现内容甚至思想。
我个人也不认为那是文字，但我又相信像二里头这么复杂的社会实体，它应该有文字，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要稍做订正的是，“证实夏代的存在”
之类表述，不是二里头考古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二里头即便发现了内证性的文书材料，也只是可能把这群不会说话的遗存和古代文献所载国族对应了起来，解决大家关心的二里头究竟姓夏或姓商的问题，但不能排除其他遗存属于夏的可能性，不能证实或证伪夏代的存在。
夏，大概率是存在的，但它是否已是后世文献中描述的与商周一样的庞大王朝，还是要存疑的。
▍ 二里头陶器刻符
曾有网友问：“孩子问起夏，该如何回答？”
我当时的回复是：“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
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
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这么表述，能让孩子们及其家长明白吗？
燕京书评：很多人纠结于夏代是否存在，其深层的心理或许在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习惯的说法是我们有5000年文明，但现在能够确认的大约只有3700多年，因此希望坐实夏代，既可以让5000年文明的说法当之无愧，也能够印证司马迁《史记》以及其他典籍的记载。
作为考古学者，你怎么看这件事？
许宏：我们有这样的证史情结，像对曹操墓的追捧，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一般说5000年的文明古国，像《易中天中华史》从3700年开始说，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适，然后有人问我该怎么看。
我说，作为一个靠谱的考古人，我要告诉你，易中天先生这是实说而非胡说，他是吸纳了包括我在内的考古人的研究成果，把二里头这个广域王权国家，在东亚大陆上第一次出现的核心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实体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这无可厚非。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对错正误的问题，大家都是推论和阐释。
比如说，我把二里头作为最早的中国、中原中心的开端，但偏于文献史学的学者，也可能说西周才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这根本就不矛盾。
文献史学界的学者认为考古学者还有点冒进，但在考古界更多的人认为我偏于保守。
把最早中国文明的形成放到了龙山时代，放到了陶寺，放到了尧舜禹，甚至提早到一万年前的农业起源，都没有问题，提早到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也没有问题。
但是，那有意义吗？什么叫“中国”
，非常复杂，这是个概念界定的问题，历史的、地理的、族属的、文化的、国家层面的概念，中国是变动不居的，如果我们认可中国是一个历史事物的话，那么它一定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所以说，我把对二里头的认知，把“最早的中国”
形容为一个生命体的婴儿呱呱坠地，那么你认为二里头之前的陶寺、龙山甚至仰韶时代是最早中国的形成，那就相当于母腹中的胚胎成形，甚至**和卵子的碰撞，甚至你认为父方和母方任何一方的出生，才是新生命体诞生的前提，那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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