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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宏：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夏年和商年，以及相关都邑所在地的记述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夏、商两个族团又都主要分布在狭义的中原地区，大体位于现今河南省境内，二者的文化交流又颇为频繁，所以无论是从年代、地域分布还是考古学遗存的特征上，都很难把二者分辨开来。
例如，以往推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证据，是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历时400年左右，其主体在一般认为的夏纪年的范围内。
但最新的碳素系列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只有200多年的时间。
如是，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否与夏纪年相合，就更加不确定了。
此外，器物演变呈渐变的趋势，没有如外族入侵式的文化断裂，大型建筑的方向和都邑兴废的原因等也都比较复杂。
几乎任何问题都没有唯一的解释，使得二里头与夏之间的关系变得颇不确定。
三联生活周刊：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
许宏：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的问题。
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至汉晋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们当然是存在的。
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
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非史实本身。
诚如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在求索夏王朝的过程中，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不应先有一个必定存在的预设。
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其全系伪造。
对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
既不能证真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
“古史辨”
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
无“疑”
则无当代之学问。
鉴于信史时代的上限是甲骨文出现的殷墟时期，而此前的二里岗文化时期或早商时期仍属原史时代，商王朝可以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即其下限是清楚的，而上限仍有待探索，无法定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彻底否定徐旭生先生近60年前首倡的关于二里头属于商汤亳都的推断，因而，也无法判定二里头绝对早于商。
如二里头的主体为商，则作为王朝诞生传说地的中原，在二里头之前还没有发现具有“王朝气象”
的考古遗存，所以这个问题仍是存疑的。
三联生活周刊：可以说你是“疑古派”
吗？
许宏：我不敢称自己是“疑古派”
，顾颉刚先生他们是疑古派，是有非常强的文献功底去具体地“辨”
古书的。
我们这代人在文献的把握上有先天的不足，我仅仅是继承了些许疑古精神，可以说是“考古派”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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