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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如果有学者愿意对号入座，他也是一种推论和假说，而不是实证性的研究。
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同时有悠久的史学传统，是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探究的。
但是作为一个考古人，我还是倾向于考古人写史的方法。
在史前和原史两大阶段，由于后世追述性的文献典籍没法一一与考古遗存对号入座，我们还是倾向于用平易、客观的考古学话语系统，来表述我们要迫近的史实。
任何一个学者都不能说自己的观点肯定就是真理或者史实本身，我们只能迫近，这个是有认识论上的不同的。
学者当然可以做考古学与古史传说的对照，但是我觉得宜粗不宜细，比较合适的像蒙文通先生、徐旭生先生等，他们的研究把古史传说的史事与人物分配到以河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中原华夏集团、以海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东方夷族集团和以江汉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南方蛮族集团，然后一一地对应于华夏、东夷、三苗这些古史中的部族，这样的尝试是有建设性价值的。
但是如果具体到传说中的某一帝王，说某个遗址就是传说中圣王的都城，这种判断我认为要极其慎重。
虽然我推崇的是考古人写史，但是我不认为考古学需要一直保持所谓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我认为中国考古学从属于大历史学。
历史学分为狭义史学和广义史学，狭义史学实际上是文献史学，我们考古学与文献史学是兄弟学科的关系。
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是大的从属关系，在这里我指的是大历史。
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共同致力于对大历史的建构。
考古学研究必须升华到大历史研究的层面。
▍ 在故宫参加紫禁城论坛
经济观察报：在这本书中，《幽冥世界的讲究与秩序》一章中您关注的是中国早期的信仰世界。
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和美洲印第安文明共有一个“环太平洋底层”
，都属于萨满教文明。
在您看来“萨满说”
是否影响了之后中国人的信仰和知识世界？
许宏：现在看来，中国古代文明和印第安文明，由于同处太平洋区域，之间有一定的交流和影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美洲人本来就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通过东北亚进入美洲的，其后更不能排除有人群陆续进入美洲的可能性。
退而言之，即便在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在大致相近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也有可能生发出一些相近的文化形态，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环境适应的产物。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但是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他们二者都属于萨满教文明，把中国也纳入萨满教系统，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没有得到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认同，也就是说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仅仅是一个假说。
比如说张光直先生说的商王朝，尽管充满着巫术色彩，但是中国古代人祭祀的鬼神是自己死去的祖先。
大家认为表层上商文明跟萨满文明比较像，但是中原王朝文明的骨子里还是信奉祖先崇拜、重宗法、重功利、王权高于神权、政教合一这套价值体系，这跟信奉多神的、偏于原始的萨满文化在本质上是有差异的。
我个人在早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预研究中接了一个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的课题。
我当年把早期中国文化分成礼乐文化和非礼乐文化，最初的东亚大陆各地在礼乐文化之前都是非礼乐文化。
考古学一个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由“已知推未知”
，就是由商周王朝已知的礼制遗存和礼乐制度往前追溯。
礼制遗存包括礼制建筑和礼器。
比如二里头是现在所公认的中原王朝文明的先导，再往上追到龙山时期的一些大型夯土建筑，可以认为是二里头宫室建筑的前身，但是再往前就追溯不到了。
二里头遗址是第一个出土了青铜礼器群并发现了青铜铸造作坊的遗址，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是礼容器、酒器，是重酒的组合，这代表了三代青铜文明的特质。
往上追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寺遗址就根本看不出重酒还是重食的组合，说明当时的礼制还没有完整形成，越往前追溯发现礼乐文明的痕迹越浅。
这说明礼乐文化是后来才产生的，之前的早期中国充斥着泛神论的各种非礼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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