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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满的服装，公元19—20世纪
▍ 三代青铜礼器的传承与演变（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年）
萨满教从广义来说就是一种非礼乐的文化，中原礼乐文化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一直往外扩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推广到了战国七雄所覆盖的范围。
非礼乐文化一直被礼乐文明向外推，战国时期的楚人还“信巫鬼，重**祀”
，说明当时楚地还不属于礼乐文明，后来一点点地被礼乐文化所覆盖。
近代东北地区的萨满教信仰，其实就是被礼乐文化向外驱赶的结果。
所以我们一般不认为萨满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流。
经济观察报：近代学者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认为商代与周代之间存在一场制度与典礼之间的革命，使得早期文化由商代的“狞厉文化”
转变成为“宽厚文化”
，这种说法也分别得到了后代学者的挑战。
在您看来，商代文明中的巫傩色彩与周代的人文精神对之后的中国文明又有怎样的影响？
许宏：像王国维先生这样的论断是有道理的，他的这一提案在学术史上是浓重的一笔。
从周代开始的人文主义这套价值观在古代中国成为主流，巫傩色彩逐渐暗淡。
如果说二里头这一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之前的早期文明，属于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
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开始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二里头最终成为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文化，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节点。
因为二里头没有类似甲骨文的当时的文书材料发现，我们对二里头时代人们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都还不太清楚。
而王国维先生用当时刚刚发现的甲骨文和金文与传世文献进行对比分析，使得他可以推导出殷周制度变革的巨大变化。
我也同意李零先生所说，真正意义上的典范中国是西周时代奠定的，二里头只是起步，到殷商发扬光大。
随着西周的封邦建国导致礼乐文明逐渐扩散，人文主义的价值扩散开来。
比如像殷商时期大规模的人殉，征伐战争之后大规模的屠杀，而周代的扩张与之前的商代是截然不同的。
西周王朝基本上是怀柔的政策，利用当地的势力和商遗民。
我们在考古遗存中经常发现这样的证据，周王朝正因为有这种宽容怀柔的策略，使得它庇护下的各个小国基本是周天子代理人的性质，正因为有这种分权制、代理制，才使得所谓中原王朝文明居然能覆盖那么大的范围，这跟殷商的统治管理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我们认为商周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之后的朝代更替，甚至族属都变了，但是我们仍然有共同的认同，这些都是后来文化认同中比较复杂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您的下一部作品关注青铜技术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影响。
对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源头，学界有“西来说”
和“本土说”
的争论。
在您看来，青铜技术在早期文明中为何有着如此重大的意义？您认为青铜技术从草原进入中原文明，又有着怎样的轨迹？
许宏：这个问题也比较复杂。
关于青铜冶炼技术的源头，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中。
无论是本土说还是西来说都没能够给出极其确切的证据来。
在中国学者里，持这两种观点的都有，也拿出了自己的证据。
现在看来比较难的是不管持哪种观点的学者，都必须有证据链，而现在学界已经意识到不能仅仅有早期铜器的发现，还要有从冶炼到制造这些铜器的生产行为链。
这一方面的证据还是比较缺乏的，比如矿山、矿冶遗存、冷锻或是铸造遗存，这些现在都还缺乏确切的证据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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