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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於是「史官」之外，複有「博士」。
此二官者，同為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
「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
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
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
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淸；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
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
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
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複於「政治」勢力下獨立。
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複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
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
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
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
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
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
政治之任務。
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
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
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趨，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為代興。
隋唐統一政府複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
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
繼隋唐統一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
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
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
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
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體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
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
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
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
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
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常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造而成此境界。
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於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
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
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為廢絕。
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
彼輩之分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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