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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由此说到罗马覆亡后的西方中古时期，和中国汉代覆亡后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两者中间仍有显著的不同。
罗马覆亡，依然和希腊覆亡一样，是遇到了一个新的征服者，北方蛮族。
此后的欧洲史，不仅政治形态上发生变动，由帝国到封建，而且在整个的人民和国家的大传统上也一样的发生变动，由南方罗马人转变到北方日耳曼人，又由罗马帝国转变到中世纪封建诸王国。
中国汉代的覆灭，并不是在中国以外，另来了一个新的征服者，而仍然是在中国内部起了一种政治形态之动**。
东汉以后，魏、蜀、吴三国分裂，下及西晋统一，依然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变动，而非整个民族和国家传统之转移。
此后五胡乱华，虽有不少当时称为胡人的乘机起乱，但此等胡人，早已归化中国，多数居在中国内地，已经同样受到中国的教育。
他们的动乱，严格言之，仍可看作当时中国内部的一种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非在中国人民与中国国家之外，另来一个新的征服者。
若依当时人口比数论，不仅南方中国，全以中国汉人为主体，即在北方中国，除却少数胡族外，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主要户口依然是中国的汉人。
当时南方政治系统，固然沿着汉代以来的旧传统与旧规模，即在北朝，除却王室由胡族为之，其一部分主要的军队由胡人充任以外，全个政府，还是胡、汉合作。
中国许多故家大族，没有南迁而留在北方的，依然形成当时政治上的中坚势力，而社会下层农、工、商、贾各色人等，则全以汉人为主干。
因此当时北朝的政治传统，社会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说一样承袭着汉代而仍然为中国式的旧传统。
虽不免有少许变动，但这种变动，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不免。
若单论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文化上的大趋向，则根本并无摇移。
因此西方的中古时代，北方蛮族完全以一种新的民族出现而为此下西方历史之主干，旧的罗马人则在数量上已成被压倒的劣势而逐渐消失。
反之，在中国史上，魏晋南北朝时代，依然以旧的中国人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各部门各方面之主干与中坚。
至于新的胡人，只以比较的少数加入活动，如以许多小支流浸灌入一条大河中，当时虽有一些激动，不久即全部混化而失其存在了。
这一层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和欧洲中古时期的绝大不同处。
因此西方的中古时期，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亦可说是一个脱节，那时的事物，主要的全是新兴的。
北方日耳曼民族成为将来历史和文化之主干，这是新兴的。
当时所行的封建制度，亦是新兴的。
西方的封建，乃罗马政治崩溃后，自然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根本与中国史上西周时代所谓的封建不同。
中国的封建制度，乃古代中国统一政治进展中之一步骤、一动象；西方封建，则为罗马政治解消以后一种暂时脱节的现象。
那时在西方主持联合与统一工作的，主要者并非封建制度，而为基督教的教会组织。
这种教会组织又是新兴的。
希腊、罗马和基督教会之三者，成为近代西方文化之三主源。
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虽同样有印度佛教之流入，并亦一时称盛，但在历史影响上，复与西方中古时期的基督教绝然不同。
基督教是在罗马文化烂熟腐败以后，完全以新的姿态出现而完成其感化北方蛮族的功能的。
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中国，则以往传统文化并未全部衰歇。
孔子的教训，依然为社会人生之最大信仰与最大归趋，只在那时又新增了一个由印度传来的佛教，而一到唐代以后，佛教也到底与儒教思想相合流相混化。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欧洲中古时期，论其民族，是旧的罗马民族衰歇而新的日耳曼民族兴起。
在中国则只在旧的中国汉民族里面增加了一些新民族新分子，胡人。
论政治，在欧洲中古时期，是旧的罗马统治崩溃，而新的封建社会兴起。
在中国则依然是秦、汉的政治制度之沿续，根本上并无多少转换。
论文化与信仰，在欧洲中古时期，则由旧的罗马文化转变到新的基督教文化。
在中国，则依然是一个孔子传统，只另外又加进一些佛教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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