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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士族门第都集中到中央政府，要求政治力量的庇护。
因为士族集中，一面助长其奢侈与清谈之风，一面与农村隔绝，渐渐失却活力与生源，常自关闭在私家门第的小安乐窝里，思想日陷于退婴与消极，他们只以庄老玄虚自娱，此如南方土族。
较好的亦不过能注重到政治问题而止，此如北方士族。
再没有教育社会群众的精神与热心了。
因此机缘，而后佛寺和僧侣，正好代之而兴，掌握了社会大众的教育权。
一般平民社会中的聪秀子弟，有志向学的，只要走进庙宇，既得师友讲习之乐，又获书籍翻阅之便。
私人经济不需挂虑，而一切兵火盗贼之灾，亦不侵害到他们，又得当时南北双方政府之提倡与拥护，佛法推行自然要更加蓬勃了。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一点，印度佛教，本与其他宗教不同，他虽亦有偶像崇拜和神话粉饰，但到底是更倾向于人生哲学之研寻，并注重在人类内心智慧之自启自悟的。
尤其在当时中国的佛教，更可说是哲理的探求远超干宗教的信仰。
因此在印度，佛教以“小乘”
为正统，“大乘”
为闰位。
但在中国，则小乘推行时期甚短，两晋以后即大乘盛行。
在印度，大乘初起，与小乘对抗极烈。
在中国，则开始即二乘错杂输入，兼听并信。
此后大乘风靡，亦不以傍习小乘为病。
至于持小乘讥毁大乘者，在中国几绝无仅有。
中国佛教显然是更偏重在学理而偏轻于信仰的，这又可说是中国文化一种特殊精神之表现。
那时的中、印交通，海道由广州放洋，或由安南或由青岛经爪哇、锡兰等地而达印度。
陆道经西域，逾葱岭，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入迦湿弥罗。
这两条路，皆须经历无穷艰险。
但中国僧人亲往印度求法的，由三国末年迄于唐代中叶，先后将五百年间，继续不断，其至今有姓名可考者多达一百余人，其名佚不传者又有八十余人，尚有其他失于记载的。
这些冒着道路艰险，远往求法的人，几乎全都是私人自动前往，极少由国家政府资助奉派。
他们远往印度的心理，也绝对不能与基督徒礼拜耶路撒冷，回教徒谒麦加，或蒙古喇嘛参礼两天相拟并视。
虽则他们同样有一股宗教热忱，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对于探求人生真理的一种如饥如渴的精神所激发。
他们几于纯粹为一种知识的追求，为一种指示人生最高真理的知识之追求，而非仅仅为心灵之安慰与信仰之宣泄。
他们的宗教热忱，绝不损伤到他们理智之清明。
这许多远行求法的高僧，当他们回国时，莫不携回了更多重要的佛教经典。
说到翻译成绩，亦至可惊。
根据唐代《开元释教录》所述，自汉末下迄唐代开元中叶时代，译人一百七十六，所译经典达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
根据现存的翻译经典而论，汰其伪托，删除重复，亦有五千卷内外，这实在是中国文化史上一绝大事业。
这一事业之大部分，十分之九的工作，全在上述五百年间。
若论中国僧人自己撰述，在此时期内亦至少有三四百种之多。
我们若论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魏晋南北朝一段，诚然可说是中国史上一个中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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