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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四、第五次，并横跨印度洋而达非洲东岸，那时尚在葡萄牙人甘马发现好望角之前数十年。
可见中国虽是一个传统大陆农业文化的国家，他对海上活动，亦未尝没有相当的兴趣与能力。
但因中国在上的政府，既无帝国主义向外侵略的野心，倘使有，亦常为下面和平民众所反对。
在下的民众，又没有畸形的资本势力之推动，倘使有，亦常为上面的主持经济平衡主义的政府所抑制。
因此中国的海上事业，在下只是些和平民众小规模的商贩活动，在上只是政府藉以表示中国文化远播之一种光荣礼节而已。
而那些南方热带的海岛居民，他们的生活习惯到底与中国大陆农业相差过远，因此中国文化急切也不获在这些处生根结实。
因此自秦以下直迄明代，几乎两千年的时期里，中国与南洋的交通，虽永远展开，但中国既不以武力占领之，而文化传播亦未达十分满意之程度，只是彼此间常保一种亲善的睦谊而止。
但一到西洋势力东渐，那些南洋岛民的命运，便急剧恶化，而中国恰亦走上衰运，自经倭寇肆扰，对海事常抱戒心。
当西元一六二三利玛窦初到中国之岁，那时明代万历盛运已过，政治社会一切动摇。
此下恰恰二十年，便就亡国。
满洲入主，那时一辈士大夫，还有什么心绪，能注意到西方的文化方面去呢？
满清入关以后，中国学术全在不正常状态下发展。
那时一批第一流的学者，都抱着亡国之痛，对清政权不肯屈服。
他们的行动，毕生都不自由，只有闭户埋头，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番彻底从头检讨的工作，他们自无心于旁骛。
第二流以下的因应变局已感不易，更说不上什么贡献。
清代自削平中国各地的叛变之后，又继续兴着好几次文字大狱，把中国学者的内心自由精神，痛切膺惩，待到乾隆时代，那时正当西方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直到十八世纪之末梢，中国社会亦算勉强地和平而繁荣了，一般学者，全都死心塌地，驱束到古经籍的校勘、训诂方面去，不问世事。
而那时的西方，正是近代文化开始上路突飞猛进的时候，只可惜中国人又如此地白白糟蹋蹉跎过了。
嘉庆、道光以下，正当西方十九世纪开始时期，中国社会终于要昂起头来反抗满洲人私心狭意的部族政权之统治，但那时中西双方国力，便显著的不相平衡了，中国人要开始尝到南洋诸民族所遭逢的恶劣命运了。
那时的中国人，内部尚未能摆脱满清部族政权之羁軛，外面又要招架西洋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压迫与侵略。
中国人在此双重影响下，开始觉悟到要从头调整他的全部文化机构，来应付这一个几千年历史上从未遇到的大变局，那真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
自西元一八四二鸦片战争，直到现在一百年内，中国人便在此情况下挣扎奋斗。
我们若看清这三百年来中国人之处境，与其内心情绪之激扰与不安定，则在此时期内，中国人之不能好好接纳西方文化而加以消化，是不足深怪的。
三
而且当利玛窦等初来中国时，他们的一腔热忱，只在传教。
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上，宗教早不占重要的地位。
耶稣教偏重对外信仰，不能像佛教般偏重自心修悟，较近中国人的脾胃。
因此明代的中国人，不免要对西方传教士抱几分轻蔑心理，这亦是很自然的。
利玛窦等想把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炫耀于中国人之前，因此来推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
但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天文、舆地、历法、算数等知识是值得欣羡的，他们的教义，则是值不得信从的。
利玛窦等想把中国人从天算、舆地方面引上宗教去，但中国人则因怀疑他们的宗教信仰而牵连把他们天算、舆地之学也一并冷淡了。
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起初利玛窦等因感在中国传教不易，因之对于中国固有的礼俗，一切采取容忍态度，在中国的基督徒也许祀孔祭祖，这是当时耶稣会一种不得已的策略。
但在西方的教会，则始终反对是项策略。
而在中国也同样激起了康熙时代，除却利玛窦派之外，一概不得在中国传教的诏令。
我们大体上可以说，近三百年来的中西接触，前半时期，是西方教士的时期，他们在中国是没有播下许多好成绩的。
一到十八世纪终了，十九世纪开始，西方情形大变了，西力东渐的急先锋，显然不是教士而是商人了。
那时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力量，正如初生之虎，其锋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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