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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
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谈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
次之有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在北大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民国九年秋季,翌年八月,又在山东省教育会讲述。
彼谓:“西化输入多少年,都没人主张孔化的应废。
到陈君独秀才大声的说道,倘吾人以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世界之生存,则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悉应废罢。
万一欲建设新国家,新社会,则于此新国家新社会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
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梁氏自谓我自民国六年十月初到大学那一天,就抱的誓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而来。
(见《〈唯识述义〉初版序言》。
)又谓:“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
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
若非我出头提倡,可有那个出头!”
据此可见梁氏立说之由来。
顾梁氏书中受陈氏议论的影响太深,故以谓那些人随便主张东西文化的调和融通,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的态度,全然不对。
他以谓此问题的真际,在东方文化还是要连根拔去,还是可以翻身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
若仍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而须成为世界文化。
他又说:“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他既不敢说东西文化的调和,因为恐遭陈独秀派大声的笑骂。
又不肯忍气吞声,立定主意要为孔子、释迦打抱不平。
到底把自己研究的印度化尽情排斥,以表示他态度的公平。
对于西方文明,只得说一句“全盘承受”
,而又要“根本改过”
。
不知根本改过,即非全盘承受。
全盘承受,即不能根本改过。
两语何得并为一谈?又说批评的把中国态度拿出来。
他说的批评,仍是敷衍陈独秀一派的议论。
把中国文化批评的提出,把西方化承受而改过,到底还只是一个调和融通。
那种糊涂疲缓不真切,既不足以推翻陈独秀派的主张,也不能使陈独秀派心服。
尚不如梁任公灰色的调和论,可以自圆其说。
此为梁书之根本缺点,亦可见当时思想界空气之一斑也。
梁任公于民国十一年(壬戌)八月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有云:“科学精神之有无,只能用来横断新旧文化,不能用来纵断东西文化。
若说欧美人是天生成科学的国民,中国人是天生成非科学的国民,我们可绝对的不能承认。
拿我们战国时代和欧洲希腊时代比较,彼此都不能说是有现代这种崭新的科学精神。
彼此却也没有反科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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