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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唱自胡适之、陈独秀，以文学革命为旗帜，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文学革命的主张，起初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
到民国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杂志上发表。
第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
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
后来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说的更详细。
胡适自己常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做革命的事业。
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陈独秀。
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今按：文学革命之外面，虽为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其真意义所在，则为对于文学观念之不同。
进言之，乃一种人生意义之争也。
胡氏《文学改良刍议》之“八不主义”
，第一条即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胡氏谓：“吾所谓物，约有二事：一感情，二思想。”
后陈独秀提出“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其后胡氏又云：“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
（见《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罗家伦《什么是文学》（见《新潮》）篇中亦云：“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同批评。”
周作人有《人的文学》一篇（见《新青年》），亦发此意。
其他不胜枚举。
故文学革命的运动，实乃人生思想道德革命的运动。
言其成效，亦以改换社会人生观念与提出新思想新道德之讨论，为此次文学革命莫大之成绩。
至于新文学之本身，则今尚在试验时期，堪称为精美之作品者，尚不多见。
至于胡、陈诸人，亦本非一文学家也。
又按：胡氏《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谓：“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为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
民三《甲寅》出版，政论文趋于最完备的境界。
民五以后，国中几无一政论机关，亦没有一政论家。
《甲寅》最后一期，有黄远庸《与章士钊书》谓：“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说起。
《洪范》九畴，亦只能‘明夷待访’，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
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有交涉。
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
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
故当时实以政治无可希望，乃转而谋社会一般之改进，遂为新文学发展之机运。
黄氏此书，可谓一有识之预言也。
以社会道德思想一般之改进为目的，
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主办之《新青年》杂志为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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