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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要知道，「時代」與「學術」互相發生作用。
為什麼這時代會產生這許多書，此是時代影響了學術。
但這些書對這時代又發生了什麼影響，這是學術影響了時代。
倘使我們再換說「東漢以後中國史學的發展」，或說「中國的新史學」，這不又是一個大的題目嗎？我們此刻在講史學名著，這許多書已經丢了，無法講；並且也不是名著，可不必講。
但我們若是光講中國史學，或我們重換一題目講「中國史學史」，則這一段時期就是中國史學特別値得我們注意的時期。
向上面講，上面還根本沒有獨立的史學；向下面講，諸位再看唐書藝文志，一路看下，才知這一時期的史學，還要高出於唐代。
中國的史學怕只有兩個時代很盛，一便是這一期，再有一個時期便是宋。
此下明、清兩代也都不能比。
我們要講史學名著，當然先該懂得「史學」。
要懂得史學在整個學術裹怎樣產生？史學的意義和作用何在？特別是史學和其他學問不同的在那裹？這些我們當然該知道。
不能因為在這時期裹這些書現在大部分丢了，我們就可置而不論。
古人都已作古，已死了，我們還講什麼歷史？清代早已亡了，魏晉南北朝也都沒有了，但我們正是要在這裏邊作研究。
三
我們根據這一點，試來看一看大家知道的兩漢經學。
從西漢到東漢，經學上很多博士講經學的書，諸位一查隋書經籍志，到今天，絕大部分亦都丢了。
但我們不能說，經學在兩漢無任何意義，也沒有發生什麼作用與影響。
我們要講中國古代學術在漢代發生了大作用、大影響的，當然莫過於經學。
那時史學還沒興，子學是衰了，集部也還沒有。
諸位試想，我們要講兩漢史，那能不讀兩漢書中的儒林傳乃及他們的經學？兩漢時代人講經學，可拿「通經致用」一句話作代表，便是要把經學在當時起作用。
諸位只讀一部漢書和一部後漢書，便能在這裏仔細看出經學在當時所曾發生的實際作用與影響。
這又是個大題目。
此刻把我們的眼光從經學轉移到史學上來了。
現在我們則在此講史學，那能說中國已往歷史可全不管，又說中國無史學，無供我們研究之價値。
我們該好好回過頭來看從前，該要排出幾個大題目來講，不該零零碎碎都找全不相干的小題目。
如我上面所講，兩漢學究在當時發生了什麼作用與影響？此是歷史上一大問題，而且許多材料也都安放在那裹。
諸位只要細心詳讀漢書和後漢書，一切事實，自可尋見。
讓我舉一粗淺的例。
如我講太史公史記，特別講到他引用董仲舒的一番話來講孔子作春秋是怎麼一回事。
我曾說：從來講春秋的，沒有比董仲舒這幾句話講得特別精采與扼要，而這幾句話卻並不見在董仲舒其他的書裏。
我講太史公作史記，正就根據這幾句話。
那麼太史公不也就是「通經致用」嗎？他通了春秋，便寫出了一部史記，這不是當時一個通經致用的實例嗎？這部史記，在隋書經籍志裹，便成了十三類史書中的第一類第一部，稱為中國之「正史」，這樣的通經致用，不是其用極大嗎？諸位此刻說經學沒用，但在太史公身上就發生了大用。
現在我再舉一例。
我曾寫了一部劉向歆父子年譜，講到康有為的新學僞經考；他說：現在我們所稱的經學，並不能稱為漢學，乃是新朝王莽時代的新學，這許多經不是古人傳下，都由劉歆偽造，來幫助王莽篡位，所以稱之曰「新學偽經」。
康有為這些話，全是瞎說。
我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就在講明王莽篡位、變法，一切事都根據著當時的經義而產生，證據都在。
漢書的下半部，從劉向生到劉歆、王莽之死，那一段時間裹清朝人一切議論作為，都要根據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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