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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漢代的讀書人和唐代的讀書人乃至宋代的讀書人，顯然各不同。
眞是要憑學問來跑上政治的，比較是宋代人更如此。
所以宋人在政治上多理想、議論，不如唐代人有一種實際的事功。
不論是王荆公也好，司馬溫公也好，都是書生從政；他們同樣是理論多、思想多，而未必能配合上實際。
在此一點上，遠不如漢、唐，能和實際相配合。
漢人是從郡縣做吏磨練出來，唐人是在大門第傳統下薰陶出來，而宋人則是由民間在學術上露頭角。
宋人講學問也可分成兩派：一派像王荆公，他是經學派。
像司馬溫公，他是史學派。
經學可說是等於孟子之所謂「法先王」，史學可說是等於荀子之所謂「法後王」。
經學派總是偏重理想、多議論，王荆公就是這樣一個人。
史學派重實際、重經驗，司馬溫公就是這樣一個人。
也可說經學家常看重制度，要擺出一大套來，因為他喜歡理論。
而史學家則多重人事，和制度是兩回事。
像司馬溫公，在制度方面看他便像無多主張。
他寫的資治通鑑，就是一部偏重人事的書；不像杜佑通典，是一部偏重制度的書。
我們也可說，宋朝人學問所以和唐朝人不同，而也各有得失。
到了後來，元代不用講。
明朝呢？其實明朝人都是空疏的。
尤其到後來的理學家們，更見空疏。
我們也可說，眞是一個大理學家，則無有不通經、不通史。
明代的理學，乃是變成了一種非經學、非史學，而另外來一套。
這正等於今天我們講「思想」，只講思想，似乎可以不要學問。
或者稱之為「哲學」。
在西方有哲學這一套，在中國這一套比較少。
只有理學，其流弊則是空疏不學。
因此在明代，經學也衰，史學也衰，政治上也沒有大表現。
直要到刚末，才再有「經世大儒」出來。
他們講制度、講歷史、講經學、講文化。
然而在那時，已是陏人入主，滿洲異族來管中國，文字獄大興，一般人做學問的慢慢兒變。
到了錢嘉時代，就都變到訓詁考據，故紙堆中去。
訓詁考據，便是在一堆材料裏邊做學問。
我剛才說的，學問要同人配合，所謂「文獻」。
這種學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得活學活用。
清代錢嘉之學就不是這種學問了。
那時也還是「獻不足」而「文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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