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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說過，全謝山、錢竹汀，以及江藩的漢學師承記，乃至碑傳集裹所收文章，大體上說，皆是一種學人新傳，而這許多學人則都比較偏於講經史之學的。
因於學人不同，所以為他們作傳記，文章體例也有不同。
至於重來講理學的，則如唐鑑的國朝學案。
但那時還在道光年間，淸朝還有向下一大段，所以此書應該不能算是一部「清儒學案」。
而且此書内容也沒有多大價値，遠不能比以前的明儒、宋元兩學案。
待到淸代完了，就有人想來寫一部從頭到尾的淸儒學案。
照例也自該有此一部學案的。
而且宋元學案裹也並不純是講理學的才收，我們儘可仿宋元學案例，來一部淸儒學案。
徐世昌做民國大總統退位後，就來寫他的淸儒学案。
此書雖似比唐鑑的書好些，也實是一部沒有多大價値的書，遠不能和黃、全兩學案相比。
一則此書似出眾手為之，你寫一人，我寫一人，由眾手各自搜集材料，分頭來寫。
此如正史中之「設官修史」，出於眾手，便不易見精采。
何況是學術史，更貴能成一家言。
必該由作者自己意見，才能寫成一體例，有條貫，不僅是零碎材料之堆砌。
零碎材料之堆砌，何成學術，又何足言思想？如宋元學案，全謝山死後遺稿，能受王梓材、馮雲濠看重，替他編輯出來。
中間偶有一些添補或移動，都極為謹愼，務使不失為全氏的一項著作。
寫正史尙貴出一手，寫學術史更該有編者獨有的見解。
司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貴能由客觀中有主觀，由主觀中有客觀；那能只是一堆材料，由許多人來拼寫。
像唐鑑，自己並無眞知灼見，而主觀甚深，他的國朝學案固是要不得；而徐世昌書，義理、考據、辭章三方面只是一堆材料雜湊。
其中也不能說沒有幾篇寫得較好的，而總合起來，則並不見淸儒學術之精神與得失所在。
貌似神非，實不能與黃、全兩書並列我們寫學術史，至少要知一家之學必有其來龍去脈，這即是他的學問所走的一條路，所以稱之曰「學術」。
亦可說「學派」，學必有派，即是言一家學問之源流。
言學術、學派則必言師承，但言學派師承卻並不是主張門戶。
門戶之見要不得，而師承傳統則不可無。
今人不明此意，如說專家，又言創造，則變成各自走一條路，更無源流師承可言。
於是高抬方法，重視材料，一切學問只變成一套方法，一堆材料而已。
又要說客觀，不許有主見。
如是則那些做學問的人轉不佔重要地位。
如此往下，恐將會沒有學術可言。
清代人講學問，當然經學最為重要。
吳派、皖派，都是講的經學。
理學在淸代一蹶不振，因此也更沒有程朱、陸王之分。
但江藩的漢學師承記，究竟主觀太深、太偏了，縱是再寫了一部宋學淵源記，只見是分壁壘，立門戶。
而唐鑑書則入主出奴，更屬門戶之見。
像徐世昌的書，則實是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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