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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禮承襲於夏，但有不同。
周禮承襲於商，亦復有不同。
孔子懂得夏、商、周三代之禮，是在一大傳統之下有損有益，有增有減。
他瞭解它們之問的變化，與其所以要變化的道理。
從他這一套歷史知識來透視此下十世三百年，甚至百世三千年，亦可暸如指掌；知其不能越出此一大規範，大準繩。
孔子逝世，迄今不到百世三千年。
他預知歷史必然有變，但有些必然不變。
所謂「變」，只是在一大傳統下有的增添些，有的減少些。
這是孔子一套最偉大的「歷史哲學」。
用以前學人語，應稱之為「歷史因革論」。
（清代惲子居即曾提出「三代因革論」一名詞。
）但孔子治史，雖是三代一貫而下，而其精神嚮往則偏重在周代。
所以他只推崇文王、周公，又說：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他並不甚推尊殷代的先王先公。
近代有人卻說孔子是商民族之後，好像他內心不忘殷商，有意復興。
那真是臆測之談。
但孔子雖說「從周」，也不一意悉遵文王、周公，所以又說「吾其為東周」。
他要跟隨周代再向前變，卻非要上復殷周之舊。
這是明白無疑的。
再看孔子對顏淵問「為邦」，更知端的。
顏淵問為邦，孔子說：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難道只此夏時、殷輅、周冕、舜樂便可包括了國家大政之一切嗎？我們又該問為什麼曆法要用夏代、車制要遵殷代、冠冕用周代，而音樂又要遠法虞舜？我們應把此處所舉四條會通看。
我們今天已距孔子兩千五百年之久，當然不能把此四條具體詳說。
但孔子博釆前古，斟酌損益，有因有革，求適當前之意，則顯然可見。
而其「行夏之時」一項，秦漢以下終於依照孔子意見，直至於今。
可見孔子所謂「損益可知」，是確有歷史證驗，非同空論。
我們今天來研究孔子思想，不應該單把眼光全放在所謂忠恕、一貫等上面。
孔子六藝之學，四科之教，我們都該注意。
孟子則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但論語孔子極稱管仲，人所盡知。
孔子又說：「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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