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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用心分析后得出这样的人心结论：百姓大都不识字，打官司只能找讼师，讼师按字数来赚钱，所以把状子写得洋洋洒洒，如同大部头小说。
于是王阳明规定：首先，一次只能上诉一件事；其次，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最后，你认为可以私下和对方解决的事，就不要来告状。
如果有违反这三条的，我不但不受理，还要给予相应的罚款。
“内容不得超过两行，每行不得超过三十字”
就是制度上的小花招，它让讼师无利可图，于是拒绝给百姓写状子。
很快，这个小花招产生奇效，庐陵的诉讼案如同熊市的股票一样直线跌停。
当我们认真分析这个案例时，你会发现王阳明在制度上渗入的小花招，其实直指人心中的恶——讼师的利益。
只要通过悄无声息而不是大张旗鼓的方式遏制人的欲望，顺其欲望（利益减少而不会做），就能斩草除根，就能让人老老实实地服从制度，不再和制度作对。
领导者只要能玩好这种小花招，明码标价的制度就不会被人违反，权威自然而然拔地而起。
华为任正非在这方面堪称老谋深算的高手。
华为的制度有很多这种小动作、小花招。
比如华为规定，一个团队的最高领导人被免，老二不能接班。
这制度看上去有点古怪，其实恰好在人心上做到极致：团队的突飞猛进需要靠合作，尤其是老大和老二的合作。
老二如果始终盯着老大的位子，就不可能真心实意帮助老大，他可能还会对老大阳奉阴违，落井下石，但如果规定，即使老大走了，老二也没有机会上位，那他就会认真辅佐老大。
在各个团队领导者的接班问题上，任正非先是规定团队老大要培养接班人，可下面没有人响应，任正非发现这是人心之恶，因为老大培养好了接班人，那他就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自掘坟墓。
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都会反感这种规定。
于是任正非玩了个小花招：团队最高领导人必须给团队老二培养接班人，于是所有人都奋不顾身，把本事倾囊相授。
因为老大最担心的是老二某天撂挑子。
隔层培养接班人，就规避了这种危险。
这一小花招，其实还是对人心的直捣黄龙。
某伟人曾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
问题是，我们评判制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认为，人性是善的，最低限度，人性是可以向好的方向改善的，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所以人人都会自主修行，使自己成为善人。
这种思路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忽略了人心不但有善的一面，还有可善可恶的情欲。
而很多时候，情欲才是主导人行为的最大动力，也就是说，人可以善可以恶。
而如果不能靠自发地致良知达到善，祛除恶，那只能在制度上动手脚，让人行善，使人去恶。
然而，中国人始终鄙视那种冷冰冰的制度，或者说，中国人始终相信，即使有制度，它也应该为人心服务，而不是脱离人心。
这就是我们上一节所讲的，制度必须有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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