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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信任业余爱好者的原因。
其实，业余爱好者以事情本身为目的，而专业者却以之为手段；而只有直接对事情本身有兴趣，只出于爱好而从事一项工作的人才会全心全意。
最伟大的东西往往出自业余爱好者而非出自专门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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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把拉丁文当作普遍的学术语言，以本国方言文学代替拉丁文，这是欧洲科学和学问事业方面真正的不幸。
通过拉丁文的媒介，欧洲的普遍学术沟通才会存在。
在整个欧洲，能够思想和有判断能力的人已经够少了，如果他们之间的沟通由于语言的障碍而断绝和瓦解的话，他们的有利效果就大大地减少了。
可是除了这个大大的不利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更为不利之处：很快，人们就不再学习古典语言了。
在法国，甚至在德国，忽视古典语言之风早已达到极点。
早在19世纪30年代，《罗马法典》被译成德文，这件事就表明，人们已经忽视一切学问基础的拉丁文，就是说，野蛮不开化的现象已经出现了。
现在，希腊文甚至拉丁文作者的作品已经用德文注释出版了。
不管人们怎样说，造成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编者不再知道如何用拉丁文写作，而我们年轻的一代人也非常高兴地跟着他们走向懒怠、无知和野蛮不开化的道路。
比这种现象更应该受到指责的做法是，在学术著作中尤其是在学术刊物中，甚至那些由学术机构出版的书刊，从希腊文作家甚至从拉丁文作家引来的话，竟然用德语译文引述出来。
难道你们是为裁缝和补鞋匠而写作吗？
如果这是实际情形，那么人文、高尚格调和教养，再见吧！
人类尽管有铁路、电气和飞行工具，却又回到野蛮状态了。
最后，我们失去所有祖先享有的另一种便利：不但包括拉丁文为我们留下的罗马文化遗产，而且也包括整个欧洲的中世纪和近代以至上世纪中叶的成果。
9世纪的艾利基拉，12世纪的沙利斯伯里的约翰，13世纪的勒里及其他许多人，他们思考学术问题时，都用自己觉得自然和适宜的语言表达接近我，我与他们保持直接的接触，知道如何真正去了解他们。
如果他们用当时自己本国的语言写作，情形会怎么样呢？我只能了解他们的一半，而真正心灵上的接触却不可能，我会把他们看作远方的剪影，或比这更坏，好像是通过望远镜去看他们似的。
为了防止这一点，可以像培根明确宣称的那样，他把自己的论文译成拉丁文，题名为《信徒的诫言》。
不过，在这方面，他曾得到霍布斯之助。
我们应该说，如果想在学问范围中表现爱国之心，那么就像脏兮兮的人一样，应该将其抛出门外。
当我们纯粹以普遍的人类作为唯一关心的对象时，当真理、明晰和美成为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时，如果我们敢于把自己对国家的偏爱作为标准因而破坏真理，并且为了夸耀自己国家的次等人物，而对其他国家伟大人物的看法有失公允时，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应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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