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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意大利人口总体下降的不仅仅是瘟疫；许多小镇（比如马切拉塔）虽然几乎没有受到瘟疫的影响，却在17世纪经历了多次死亡危机，同时也出现了粮食歉收、小麦价格高企的情况。
总的来说，意大利人口在一个世纪后才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北方比南方增速更快，但仍远远落后于北欧的人口增速。
重要的是，当人口在18世纪开始快速增长时（1800年上升到1810万），城市却没有受到影响，城市人口仍然停滞不前。
唯一的例外是那不勒斯，由于持续有农村移民涌入，人口在18世纪翻了一番，超过40万，说明农村人口增长带来的生存压力日益增长。
西班牙统治下的意大利
西班牙统治意大利的方式，和统治西班牙王室管辖的其他小国一样，也是早期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统治方式：传统的国家代表们接受君主的权威，君主承认代表们的特权与权力。
代表的组织构成因国而异，比如米兰的参议院、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议会、那不勒斯市政议会。
实际上，无论是封建贵族（意大利南部各国）出身的代表，还是城市贵族（米兰）出身的代表，都是有权有钱的贵族。
主要的差别在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建立了与总督府联系密切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和西班牙一样，这种体制在意大利未能发展成法国或普鲁士模式那样的早期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因为大多数天主教君主国家持续陷入欧洲多国混战，需要财政支持。
在之前的查理五世和如今的菲利普二世统治期间，让渡封地政策建立了一种默契的平衡，结果国家将大片区域的控制权下放给了地方势力。
17世纪上半叶，为了维持战争的开支，税收不断上调，催生出更多公国，同时也使公国越来越依赖外部精英的支持。
在米兰公国，市民、贵族和农民的赋税越来越重，例如克雷莫纳市的“公民税”
，从1565年的7万里拉增加到1630年的135.9万里拉。
中央行政机构只是协调各个城市的财政、军事和供应义务。
税收大幅增加的同时，又出现了经济萧条，好在由于米兰是唯一参加过军事行动的西班牙属地，马德里及西班牙治下的其他意大利公国给予了财政补贴，使情况得到部分缓解。
意大利其他地区，即便没有任何军事对手，也被迫为西班牙参与的战争作出贡献。
在最贫穷的撒丁岛地区，议会被迫在1613年至1616年间将捐款增加了6倍，“自愿”
捐赠15000达克特。
西西里在1620年至1650年间向米兰输送了1000万斯库迪。
那不勒斯王国为战争筹集的资金仅次于卡斯提尔，捐款从1616年的83.5万达克特增加到1645年的1170.9万达克特。
巨额税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毁灭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哪国政府能够从本国人民那里搜刮到这么大笔的资金。
创造新的税收名目、转让国家和公共收入、出售贵族头衔和封建资产，政府通过这些方式向本地家族和外国银行贷款，最终累积的债务导致政府破产。
在米兰，17世纪40年代的封地市场巩固了新旧贵族的地位。
在西西里岛和那不勒斯，热那亚和托斯卡纳的金融家们利用公共财政危机牟利，直到政府破产之后，才被当地投机者和富有的贵族所取代。
在这些南方王国里，旧封建王朝和新兴家族利用政府的困境，加重了对农民的盘剥，涉及的范围在伦巴第是前所未有的。
苛捐杂税最终引发了政治反抗。
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647年的那不勒斯起义，引起了全欧洲同时代人的注意，并被迅速载入历史的记忆。
说起这场起义，就不能不提到渔民领袖马萨内洛，马萨内洛以圣母的名义领导了这场人民宗教起义短暂的初期阶段，对抗税吏、投机者和不得人心的牧师。
这次起义表明，可以利用民众的宗教信仰反抗已有的权威。
起义蔓延到各省和城市，带有强烈的反封建色彩；法国贵族冒险家吉斯公爵实施的阴谋，共和国的成立，首都与各省之间，农民、封建贵族及地方行政官之间深刻的社会差异，都是王室权威崩溃后社会分裂的结果。
镇压叛乱和恢复王权都依赖于贵族的合作，因此国家承认贵族的封地是行政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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