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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教会认为社会也分成类似的等级：按照教徒的社会地位组织宗教仪式和游行，向人们宣讲服从、尊重和听天由命，并将穷人排除在井然有序的社会之外。
在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耶稣会士成功地在意大利大多数首都宣扬建立大型医院，将穷人、病人和其他边缘群体隔离和包围起来。
虽然教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与意大利世俗贵族非常接近，但教会在17世纪被成功地塑造为一个脱离世俗社会并高于世俗社会的团体。
从枢机主教、主教到教会牧师和世俗牧师，神职人员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的长袍、言语和行为均区别于普通信徒。
意大利天主教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和圣殿，华丽而咄咄逼人地彰显着教会的优越感。
教会财产和收入大幅增长，修道院、音乐学院和慈善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都证明了教会在富有阶层中的成功。
新形式大众宗教的广泛传播也有力地证明了在民众中的成功。
在那不勒斯王国，从16世纪末开始，来自耶稣会、巴纳比派和其他新教团的传教士，仿效耶稣会在南美印第安人中的传教经验，开始传播福音；传教活动稍后又延伸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
继传教使团之后，又建立了由贵族和高级官僚阶层组成的常设教会、宗教团体和演讲会。
天主教改革的消息以多种方式在意大利传播。
这些消息都经过了仔细的过滤，罗马方面也对地方追封圣徒的提议实施了严格的程序控制。
拥有神圣过去的罗马，再加上洛雷托和阿西西，吸引了规模空前的宗教游客，玛利亚圣所、圣骨匣和圣徒遗体是各路朝圣者的向往之地。
教堂里的绘画，以及家中悬挂的圣徒画像，都显示着超自然力量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宗教书籍，特别是圣徒传，18世纪中期之前在威尼斯和那不勒斯的印刷量越来越大：这些书面向神职人员和受过教育的信徒，在布道和精神集会中又传递给文盲教众。
那些穷得进不了修道院的第三修道会女教徒，也在邻居妇女中传播对神像、圣徒和圣骨匣的崇拜。
到了18世纪，无论在意大利城市还是农村，大众天主教都在文盲群体中生根发芽。
它围绕着对圣母和圣徒的崇拜（越来越被视为与神交流的直接媒介），选择性地融合并重构了早期流行的仪式和传统，构成了一种类似新念珠崇拜的集体的、戏剧化的信仰表达，是一种公开的虔诚姿态和经文祈祷的视觉呈现。
区域国家的形成
马基雅维利对君主需要“扎根”
的关注显示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不同于阿尔卑斯山对面国家的历史演变：对王朝缺少忠诚使得共和城邦转变为没有安全保障的贵族统治。
意大利遭受侵略并被卷入战争加速了贵族们作出自然选择的激烈过程，最早出现在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期间，第二次出现在特伦特会议召开之前教皇发展裙带关系时期。
17世纪末，意大利出现了一些稳固的区域国家。
意大利（和欧洲一样）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将其解释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必然过程。
但是，早期权力分散于多个小国与社会机构的特点，给集权带来了一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表现为，在16世纪，即使是有实力的新建国家，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发展强大的集权行政结构：米兰和那不勒斯，还有西班牙保护国、复辟的萨伏伊王朝和美第奇家族，与威尼斯共和国、热那亚共和国、教皇国、摩德纳的埃斯特家族或帕尔马—皮亚琴察新兴的法尔内塞家族在这方面并无差别。
从15世纪起，那些处于支配地位的首都，比如罗马、米兰或威尼斯，已经开始支持垄断税收，附属城市对周边乡村拥有的传统特权至少有一部分受到了挑战，首都还开始对地方社会施加控制，但为了在领地内实施统治，仍然依赖于现有精英的配合，需要赢得他们的支持。
中央集权措施的引入非常谨慎。
例如，在设置新地方行政官的同时，也正式确认老牌地方精英现有的自由和权利：威尼斯从未挑战过维罗纳贵族的垄断地位，同样，佛罗伦萨也从未挑战过锡耶纳贵族的垄断地位。
区域国家的出现绝对不是将更高级的中央集权强加给各地，而是持续的权力交易和机遇带来的结果。
在面临来自议会、封建势力或附属城市的政治威胁时，王公们采取了各种适当的措施：萨伏伊的伊曼纽尔·菲利伯特公爵没有征用皮埃蒙特的庄园；托斯卡纳的柯西莫公爵为了制服佛罗伦萨市民建造了达巴索城堡；法尔内塞王室夺取了各大封地，控制并边缘化了帕尔马市议会。
然而这些只是例外情况。
在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漫长时期里，通常各方势力之间会达成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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