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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能够获得行政优势是进行谈判和交易的原因。
米兰出售拥有民事和刑事司法权的封地，降低了地方维持秩序和执行法律的成本；威尼斯在财政上对弗留里封地、贝加马科和布雷西亚诺山谷作出让步，换取了它们对威尼斯的忠诚。
17世纪，政府通过设置新的地方行政官并增加行政人员，慢慢开始将一些司法和财政活动集中在手里。
政府利用城市与周围乡村之间、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传统敌意，提出了另外的管理手段，在没有正式取消地方特权的情况下，将地方特权掏空。
然而，每一次国家权力的扩展都是经过谈判得来的，这也凸显了意大利各国国情与特权的异质性和差异性。
区域国家的发展得益于大城市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威尼斯共和国最为典型，这似乎并不奇怪，因为威尼斯政府完全是由威尼斯贵族组成的：随着威尼斯政府的作用不断增强，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威尼斯地主阶层。
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1622年的比萨地籍显示，佛罗伦萨人对土地的拥有仅次于比萨人；1756年在帕维亚周围的乡村中，最富有的地主几乎都是米兰人。
在区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王公们会有意采取某些政策来赢得贵族的支持。
与王公相比，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等寡头共和国可能处于不利地位，后者非常羡慕王公的特权，他们态度封闭，而且缺乏宫廷的象征作用和物质优势。
王公们千方百计吸引封建贵族为自己服务。
在托斯卡纳，王公们建立了封地和骑士制度，以此吸引贵族为己所用。
在皮埃蒙特，萨伏伊家族为了将封建贵族纳入爵位轨道，特意发展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套传统军事价值观，虽然给大批银行家、军事供应商和官僚新授予了爵位，但仍然成功地维持了这套价值体系。
在帕尔马，法尔内塞王室控制大土地封建主的方式一向是镇压或者让他们参与宫廷，后来又归还他们被没收的遗产，对城市贵族则授予职位和头衔。
到了18世纪，以宫廷为中心的区域国家已经建立起来，贵族价值观也随之渗透到社会中去。
宫廷
王公们确立权力、建立区域国家的标志与手段就是宫廷。
意大利宫廷不仅为法国凡尔赛宫廷和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经验，而且似乎通过一个个公国发挥了更为直接的政治作用。
意大利王公们通过提高宫廷的地位重新定义了自身的角色，并重构了他们与面对的多重势力之间的关系。
当然，宫廷和君主政体一样早就存在。
但与勃艮第宫廷或意大利南部的阿拉贡宫廷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们成功地传播了理想化的宫廷生活方式价值观。
这就是卡斯蒂格利奥尼的《朝臣》（1528年）在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名声大噪的原因，热度一直持续到法国大革命。
意大利社会偏爱夸张的风格，认为外表与内在同等重要，奢侈张扬、华丽辉煌、宏伟壮观都是必要的，以及至少与社会地位相匹配的价值观。
是不是意大利宫廷开启或鼓励了这种风格呢？探究这个问题也许并无意义。
宫廷自然符合这些价值标准，不管是曼图亚或佛罗伦萨等城市宫廷，还是波旁王朝查理三世在那不勒斯的卡塞塔宫，或者维克多·阿马德乌斯二世在皮埃蒙特的狩猎宫之类的乡村宫廷。
后来贵族们建造了更加宏伟的宫殿和花园，比如蒂沃利的阿尔多布兰迪尼别墅，其奢华的风格与布局都部分地源自这些宫廷。
但宫廷发挥的作用要广泛得多，既包括行政办公、维系社会关系网络，也包括施加个人影响、赞助艺术并重塑城市空间，同时宫廷也是宗教的象征，塑造了贵族的规范。
虽然15世纪时乌尔比诺或费拉拉的宫廷极为华丽精致，但王宫所在的地理区域并不限于贵族的领地，实际上从巴勒莫和那不勒斯到罗马和都灵，都能见到华丽的宫廷。
在许多方面，罗马为宫廷和君主的象征性身份认同提供了范例。
从15世纪晚期到17世纪中期，梵蒂冈建筑群进行了扩建，以容纳对教皇国施加控制所需的官僚机构，并为教皇重新发挥国际作用营造高雅的格调。
与此同时，作为首都的罗马城被多次改造，修建了许多通往梵蒂冈的宽阔大道，教皇与枢机主教的宫殿和别墅、广场，还有喷泉、方尖碑、教堂和公共建筑，都是为了荣耀教皇和反宗教改革教会的领袖而建造的。
16世纪，防守坚固的宫殿被王公的宫廷所取代，宫廷形成一个闭环，与城堡分开，也与城市分开，构成一个独特的自给自足的系统。
17世纪，公共事务被看作与王公本人密切相关，因此，行政和司法机构都设在王公宅邸附近，甚至有些宫廷之间还有内部交通连接，比如佛罗伦萨乌菲齐宫和皮蒂宫之间的瓦萨里走廊。
宫廷的规模和形制不断扩大：1550年的美第奇宫只有39名朝臣，1692年朝臣人数增至7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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