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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当局试图扼杀一切形式的独立文化活动，包括被视为保守派伦巴第知识分子的喉舌、著名的文学和哲学杂志《调解人》（1819年）。
在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革命之后，伦巴第的镇压变得更加凶残，并且开始针对当地贵族家族。
圣人西尔维奥·佩利科发表《我的狱中生活》（1832年），以其无可挑剔的保守天主教徒身份，成为反奥地利事业的殉道者。
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他的大作《约婚夫妇》（1827年）中隐晦表达了对外国压迫的谴责，进一步证明了奥地利统治并未赢得伦巴第贵族的心。
就连反动派也明白，复辟王朝根基不稳。
那不勒斯卡诺萨王子（1763—1838年）和萨伏亚德极端保守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1753—1821年）都认为，教会和贵族在古代君主政体中所享有权威的丧失，导致了人们对上帝顺从和虔诚不可逆转的下降。
虽然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教会的权力，但极端保守主义者认为，复辟在维护法国改革方面作出了致命的妥协。
新的“行政君主政体”
虽然理论上更强大，但缺乏内在的政治基础。
正统派统治者视教会为自己的保护者，但不愿恢复18世纪前统治者从罗马夺取的权力，也不愿恢复法国人夺取的土地和资产。
他们也没有恢复贵族以前的特权，只能依赖少数被选为部长的贵族和他们在维也纳的赞助人。
1820年那不勒斯和都灵发生的事件表明，由于没有真正的保皇派贵族，甚至连王朝的军队都成了革命的温床。
对于卡诺萨来说，只有全面恢复旧的封建政体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作为权宜之计，他建议统治者应该利用天生具有忠君思想的农民，正是这些农民在1799年为保卫王位和祭坛而自发地集结，抵抗法国侵略者及他们的意大利支持者。
卡诺萨忙于组织反革命秘密社团和合法民兵组织，但他们目无法纪，被驱逐出那不勒斯。
在1830年，卡诺萨受雇于摩德纳的弗朗西斯科四世，组织了反革命民兵组织，随后受雇于枢机主教伯内蒂，组建了另一个名为百夫长的农民民兵组织，以追捕教皇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颠覆分子。
意大利统治者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或许可以解释1820—1821年革命后那种末日般的镇压氛围，当时只有托斯卡纳仍是相对宽容的避风港。
1821年，吉安·皮耶罗·维尤索在佛罗伦萨创办了《选集》。
接下来的十年，托斯卡纳首都取代米兰成为意大利的文化活动中心。
在其他地方，复辟时期的独裁政权授权警察和神职人员，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试图阻止思想的传播，扼杀一切形式的反对行为。
神职人员严格垄断了仅有的一点教育资源，并负责审查所有印刷材料、公开演出、剧院和会议。
在不追查秘密组织的时候，警察和他们的间谍也在努力查获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小说和被认为有害于宗教原则和公共秩序的出版物。
革命准备（1830—1848年）
1820年西班牙的崛起引发了意大利1820—1821年的革命，而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是意大利下一波起义的导火索。
路易·拿破仑（未来的拿破仑三世）在1830年访问罗马期间，与一些秘密组织的成员取得联系，并且相信路易·菲利普在法国的新政府会给予支持，于是西罗·梅诺蒂和恩里科·米斯利开始计划在摩德纳发动起义。
1831年2月，包括梅诺蒂在内的主要头目被逮捕，但此时叛乱已经从摩德纳蔓延到博洛尼亚和意大利中部其他地区。
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要求奥地利干预，尽管法国没有支持起义，但以阻止奥地利人永久占领教皇国为理由，还是向安科纳派遣了一支军队。
然而，到3月底，奥地利人重新获得了控制权；5月26日，西罗·梅诺蒂及其同僚为了独立事业而献出了生命。
由于担心起义和法国的干预会把欧洲各国拖入战争，欧洲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
英国政府担心，法国似乎有意在意大利重新站稳脚跟，并且不希望看到奥地利对该地区的控制被削弱。
然而，英国代表也坚持认为，教皇的不当管理是意大利中部政治动**的真正原因，并呼吁维也纳利用其影响力改革教皇的管理。
然而，对于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年）来说，意大利中部起义进一步证明了革命的必要性，这场革命将横扫意大利现有的统治者。
虽然之前的革命有助于意大利的独立事业，但马志尼也将革命失败归咎于秘密组织未能提供有效的领导。
这正是马志尼想要做的，在他前一年发表的《青年意大利宣言》中，呼吁意大利革命者不再隐身，转而公开为建立意大利国家的统一事业而努力奋斗。
1831年8月14日，青年意大利党在马赛成立，马志尼立即将他的革命思想付诸实践。
但他的信件再次被截获，1833年他在都灵、尚贝里、亚历山德里亚和热那亚的同志被皮埃蒙特警方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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