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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涉嫌与烧炭党牵连，自1816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米兰并热烈支持新浪漫主义的司汤达被迫回到他的家乡法国，在那里他做了很多工作，推动远离传统经典文学模式的运动。
意大利革命者流亡至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城市，得以宣传民族文化，以此推动国家统一。
比较知名的意大利逃亡者，诸如批判主义作家朱塞佩·马志尼，或者大英博物馆圆顶阅读室的创造者安东尼奥·帕尼兹，有效提升了意大利文学遗产的知名度，同样惠及意大利的外国游客，18世纪在半岛各个城市发展起来的外籍殖民地也不断扩张。
例如，罗马成为艺术家最喜欢的地方，尤其是法国人，他们在美第奇庄园学院每年为画家和音乐家颁发意大利研究奖项。
佛罗伦萨是多种文化旅游聚集地，见证了整个世纪艺术史一场重要的、渐进的革命，这是机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托斯卡纳文明的发展，其中包括乔托、马萨乔和弗拉·安杰利科这样的关键人物。
主要由北欧历史学家、评论家和鉴赏家开创，对佛罗伦萨及其周边地区的现代旅游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
尽管托斯卡纳的精美绘画传统到19世纪或多或少已经消亡，但重建后的哈布斯堡-洛林王朝资助了整个公国的许多优秀建筑师。
来自锡耶纳的阿戈斯蒂诺·凡塔斯缇茨和加建佛罗伦萨皮蒂公爵宫的帕斯奎尔·波恰尼，在托斯卡纳景观的背景下营造出朴素优雅和线性和谐，建筑设计更符合当地风格，对托斯卡纳中心的其他公共建筑，如里窝那、阿雷佐和普拉托，也有一定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雕塑领域，佛罗伦萨见证了洛伦佐·巴托里尼的成功。
洛伦佐·巴托里尼是更加温和的守旧版卡诺瓦，于1820年被任命为卡拉拉学院负责人。
他在佛罗伦萨教堂的大理石纪念碑，尤其是在圣十字教堂和新圣母玛利亚教堂，总是以完美无瑕的造型展现，代表了巴托里尼继承的国际新古典主义与对他周围所反映的文艺复兴风格之间的完美融合。
19世纪20—30年代，在大公相对温和的统治下，佛罗伦萨重拾国际大都市的韵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米兰，成为自由主义的中心。
当地著名人物有吉安·皮耶罗·维约瑟索斯，一位带有瑞士血统的利古里亚人。
他的书店、印刷室和阅览室——著名的维约瑟索斯科学与文学图书馆，以及以此为基础扩建的至今仍在使用的图书馆——是圣三一广场的重要建筑。
1821年维约瑟索斯创立了《选集》，被视为《调解人》的有效传承。
该杂志尽管谨慎避免任何明显的政治联盟，却汇集了当代意大利最好的作品和学者。
伦巴第文学评论家朱塞佩·蒙塔尼再次提出福斯科洛和蒙蒂在过去十年始终倡导的统一民族语言问题。
莱奥帕尔迪和曼佐尼
19世纪20年代，在经常光顾维约瑟索斯阅览室的人当中，有一个看上去很虚弱的马凯年轻贵族。
他来到佛罗伦萨也许是为了身体健康，但主要是想逃离他早年生活过的地方小镇雷康那蒂令人窒息的地方主义。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贾科莫·莱奥帕尔迪的童年和青春期已成为不快乐和压抑的代名词，主要是由于他根据童年经历创作的诗歌所释放出的强大魔力。
其中主要人物为一位迂腐但反动的父亲、一位超级没有爱心的母亲，以及他们失明残障的儿子，他的生活集中在他家族宅邸的图书馆里，呈现出近乎传奇的色彩，但莱奥帕尔迪世界观中与生俱来的宿命论，毫无疑问源于这种阴郁、无望、偏僻的氛围。
莱奥帕尔迪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战场，一方是人类愿望与幻想，一方是无情的现实世界。
可能是受到19世纪20年代意大利爱国主义者觉醒的影响，在他充满哲学思想和讽刺口吻的随笔和散文背后，你能强烈地感觉到期望进步的启蒙运动所固有的虚荣。
这种凄凉的空洞与冷酷无情的现实相结合，构成人与自然永恒的斗争。
莱奥帕尔迪的成年生活更是强化了这一想法，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佳，个人和职业关系也不尽如人意，这让他深受困扰。
创作出了一系列的诗歌，《扫把》《致月亮》《回忆录》《致席尔维娅》等，用鲜明崇高的语言讲述他精神湮灭的空虚感，没有任何基督教救赎的承诺来缓解。
从纯手法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形式多样，无论是自由流淌的颂歌，还是严格模式的诗节，都完善了早期诗人，如蒙蒂和福斯科洛的风格成就，致力于更强硬、少学究地使用文学语言。
莱奥帕尔迪本人在1821年之前就已经达到米兰评论家对新诗和原创诗的预期。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对意大利诗歌的影响比较有限。
即使在今天，莱奥帕尔迪式浪漫朦胧的心境仍然广为意大利诗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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