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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斯卡纳作为文学媒介的首要地位并不是由莱奥帕尔迪一个人决定的。
1825年至1827年间,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发行了小说《约婚夫妇》的第一版,故事背景设定在17世纪西班牙统治下的米兰。
他本人是米兰贵族,是恺撒·贝卡里亚的孙子,因此在理论上继承了《调解人》集团的自由主义传统。
然而,在气质上,他与他们保持着一定距离,与其说是出于审美上的考虑,不如说是由于他对基督教精神的狂热,这是由于他的妻子亨丽埃特·布隆德尔(原为新教徒)皈依天主教之后信仰发生的变化。
他于1808年与她结婚。
他早期的《圣歌》和两部悲剧——《卡马尼奥拉伯爵》和《阿德尔齐》(死后出版)虽然带有浪漫主义情怀,宣扬了意大利的爱国主义,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基督教道德观,宣扬宗教是世间逆境和失望的唯一解药。
曼佐尼相信,现代意大利语应该吸收佛罗伦萨方言,而不是米兰方言。
他对小说文本进行大量的修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这块破布浸在阿诺河中”
(一次佛罗伦萨之行是至关重要的)——并于1840年以《约婚夫妇》的名字重新出版了这部小说。
因此,这部作品的意义是三重的。
在描写技巧方面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诗意,它为意大利叙事作家提出了新的、灵活的散文形式;而其主题,这对恋人的爱情故事不断被历史塑造,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以前外国君主的压迫与现在奥地利人在整个意大利直接或间接地实行统治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在意大利读者和作家中建立了可行的文学模式。
《约婚夫妇》绝不是第一部全国性小说,但它巧妙地运用了沃尔特·斯科特爵士早已风靡欧洲的小说形式,令曼佐尼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确立了整个19世纪的意大利小说家的美学标准。
《约婚夫妇》第二版获得的赞赏,无疑与19世纪30年代意大利人对共同历史认同感的增强有关。
继续讨论作为统一手段的语言问题,通过关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活力,在此期间,意大利领先的艺术家和诗人在抵制外国干涉的小国家中蓬勃发展。
毫不奇怪,曼佐尼的小说激发了更多民族主义作家的类似作品。
这些作品掀起一股自由主义热潮,在烧炭党溃退之后复苏,以浪漫主义手法,呼唤昔日伟大意大利的觉醒。
歌剧:多尼泽蒂和贝里尼时代
小说在19世纪的意大利远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流行。
想要绕过奥地利、波旁或教皇的审查,隐晦类比当下政治现状,生动诠释历史,需要更可行的媒介,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
除了剧院建筑强制将观众进行社会分层,歌剧整体上算是一种“民主性”
娱乐,的确是将过去和现在进行粗略类比的理想场所,具有革命精神的诗人经常为作曲家创作歌剧脚本,现实显得更加清晰可见。
不奇怪的是,1860年意大利统一战争第一个阶段结束前,曾与朱塞佩·威尔第并肩作战的人当中,两人曾参与1848年威尼斯起义的英雄事件,其中一人是著名的米兰自由派,他的妻子欢迎异见人士参加她的沙龙,而其他人始终抱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是盖塔诺·多尼泽蒂还是让威尔第都相形见绌的领衔歌剧作曲家文森佐·贝里尼,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爱国主义情结。
他们都非常满足于追随潮流,寻求大胆的历史情节剧作为音乐表达的载体,而不是效仿前人,重塑年代久远的古典神话题材。
像贝里尼的杰作《诺尔玛》是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歌剧之一,通过讲述罗马占领高卢,德鲁伊抵抗侵略者背景下两个女人爱上了一个不忠男人的故事,巧妙婉转地刻画出当代政治情绪。
《清教徒》是贝里尼1835年在巴黎因为霍乱英年早逝前最后的作品,表面上看是对被当代的欧洲读者神圣化的斯科特小说无害的涉猎,其中一首二重唱《吹响号角》中“自由还是死亡”
的信息很难不被意大利观众觉察。
贝里尼的毕生之作虽只有九部歌剧,这是由于他对潜在竞争对手病态的怨恨和更宏大的审美考量,传统上被视为意大利歌剧浪漫主义最纯粹的精髓。
相比之下,多尼泽蒂不够严谨,却更为多产,他在《拉美莫尔的露契亚》、《露西亚·博尔吉亚》和《宠儿》等歌剧中,对标准场景形式进行重塑,增加令人信服的动机和戏剧性情节,征服国际观众。
多尼泽蒂不但美声唱法流利,还创造了伟大的谐歌剧《爱之甘醇》和《多帕斯夸莱》,这种喜剧类型的歌剧,通过罗西尼,穿越到西马罗萨和莫扎特所在的18世纪。
《多帕斯夸莱》创作于1843年,是多尼泽蒂在他三级梅毒影响精神错乱之前完成的最后作品之一,意大利音乐剧历史上最高产、最辉煌的人物以悲剧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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