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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者来路不一，概念也不一。
中国古代是散文超级大国，而且古人大多信奉“文无定规”
“文无定法”
，偏重于顺应自然，信马由缰，随心所欲。
从这种散文中脱胎出来，小说一开始叫笔记，叫传奇，叫话本，后来叫章回小说，是一个把散文故事化、口语化、大众传播化的走向。
《三国演义》就脱胎于《三国志》。
《西游记》就依托了《大唐西域记》。
这样的小说一开始也有些散文面孔，比如《太平广记》一类从唐代开始的大量传奇话本，几乎无法让人分清散文与小说的界限。
明、清两代的古典长篇小说中，除了《红楼梦》较为接近欧式的焦点结构，其他都多少有些信天游、十八扯、长藤结瓜，说到哪里算哪里，有一种散漫无拘的明显痕迹。
《镜花缘》《官场现形记》都是这样，是“清明上河图”
式的散点透视。
胡适采用欧洲小说的标准，所以叹惜中国虽然有这么多长篇小说，但没有一部真正像样的长篇小说。
王尧：把小说分成“后戏剧”
与“后散文”
两个传统，是一个有趣的提法。
这两种不同的传统里，包含着不同的写作经验和写作心。
韩少功：写戏剧与写散文是不一样的。
戏剧只能在人口集中的地方产生，必须通过创作集体的合作才能搬上舞台；散文则可以在偏僻之地产生，一般是由作者单独和寂寞地完成。
戏剧是一种现场交流，直接面对着近前的观众；写散文通常是孤灯一盏，独自面壁，读者只是往后的一种可能，有没有，有多少，实在说不定。
戏剧的观众里有读书人，也有文盲和半文盲，趣味的公共性必须被作者顾及；而散文的读者只可能是读书人，甚至只是作者所指定的“知音”
，趣味的特异性可以由作者充分地坚守，哪怕准备承受“藏之名山”
的长期埋没。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区别。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西方不同文艺传统的区别，差不多就是根源于散文与戏剧的区别。
雅典、罗马有那么多剧场，连一个小小的庞贝古城也有好几个，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陌生的。
王尧：实践者的处境、体会等方面都各有侧重。
韩少功：对文艺功能的认识也就不大相同。
亚里士多德强调一是“娱乐”
，二是“教育”
，用中国话来说叫做“寓教于乐”
。
剧艺家们面对满场观众时，恐怕自然会有这种服务型的想法。
中国古人所强调的，一是“诗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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