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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没姓孔的人，他们就到旅店的房客中去找。
这种荒谬的事情与“现代性”
有何关系？恐怕倒是与中国传统的巫术与迷信关系更多吧？
“文革”
中突出表现出来的家长制、连坐法、宗族冲突、重农抑商等等，恐怕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更多关系吧？台湾没有社会主义革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台湾所有的公共汽车都没有八路车，因为“八路”
让人联想到八路军。
红色在那里很忌讳，谁用红色多谁就有“通匪”
之嫌。
我们就很难说这些现象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有什么关系，可能还得需要另外一些分析角度。
外缘离不开内因，斯大林主义感染中国离不开本土条件和本土路径。
八十年代有人用“封建主义”
来解释“文革”
，虽然用词不一定准确，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王尧：我在台湾讲学时感受到你所说的问题。
台湾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很强的，即使一些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许多人谈到大陆时总要说到“文革”
，我发现那些知识分子在别的历史时期也曾受到迫害，国民党专政政权的垮台是有历史原因的。
一些人看不到大陆的进步，或者曲解大陆的发展。
一些知识分子常常拿他们读到的“伤痕文学”
来推测中国大陆的状况。
“伤痕文学”
成为一些人想象中国的依据。
韩少功：“文革”
刚结束时，中国人的牢骚也很多，怨气很大，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当时中国人思想的简单化，与长期闭关锁国和舆论一律造成的思想营养不良有关，与后来有些知识精英过于囿于自己的利益局限也有关。
现在我们既要反思在自由主义思潮背景下对“文革”
的道德化理解，也应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失误，反思从欧洲到俄国再到中国这个两百年革命大潮中意识形态的陷阱和误区，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才能像孔子说的“不二过”
，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王尧：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思想能力把事情讲清楚。
韩少功：是的，历史总是在这样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下进行的，相对来说它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但不可能有完美的状态。
历史总是在不完美状态下进行
王尧：这里还涉及知识分子和“文革”
的关系。
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有一些表达，巴老从道德的范畴来做一些忏悔。
现在有些人说巴金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其实我觉得对巴老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太挑剔，巴金承认自己也是“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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