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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我撞上了一个作品稀缺的时代，一个较为空旷的文坛，所以起步比较容易。
那时候写作的人不是很多，文化生活又比较单调，没有电视，没有足球，没有卡拉0K，没有国标舞，全国人民除了看党报就只能看几本文学杂志，十亿人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全等着文学去占领。
《人民文学》可以发行到一百七十万份，在今天看来是天文数字。
我发表一个短篇小说《月兰》，居然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在今天看来也是天文数字。
有一个农民在来信中说：我给全村人读你的小说，读得大家都哭了。
你想想：那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现在还可能有这种全村人坐在一起读小说的事情吗？当时文学确实起到了思想解放排头兵的作用，从总体上来说，比新闻、理论及其他方面表现得更勇敢和更敏锐，所以差不多每个月都有热点，每个月都有轰动，攻城略地，摧枯拉朽，思想禁区一个个被文学攻破。
我想，这样一种文学黄金时期在历史上肯定并不多见。
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有过这么一段。
这种情况下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文学后面有一个全新社会思潮的强力推动，有一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
我们可能只是写了几块瓦片，但历史的五彩灯光，使它们在那一刻像钻石一样耀眼。
我想把小说做成一个公园
王尧：八十年代中期你和一些作家的变化，改变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创作路向。
当时读《爸爸爸》，觉得不像你以前的作品那样好懂了。
原来的现实主义小说中非常注意情节的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写大场面，到了《归去来》、《爸爸爸》，有变化。
艺术上的新变化应该也跟当时思想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吧？
韩少功：到一定的时候，文学的政治和思想能量逐步释放完毕，或者说能量开始向其他层面转移。
到八十年代中期，新闻、理论、教育等方面的解冻陆续实现，文化生态趋于平衡，文学一马当先孤军深入的局面大体结束。
在当时启蒙主义的框架之下，科学、民主、人道主义等等，这些节目已经基本出尽，思想井喷的压力逐步减弱。
往下还能怎么写？很多人说：写性吧。
事实就是这样。
性解放成了人道主义最后和最高的一个叙事主题，文学开始进卧房，解裤带了。
但一次能量巨大的思想解放，不光会触及文学的内容，肯定也会触及文学的形式，不光会触及“写什么”
的问题，肯定也会要触及“怎么写”
的问题。
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举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很多作家受到刺激和启发，转向文学自身的反省，不满意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满意“人物”
加“情节”
再加“主题”
这样的小说配方。
当时有过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争论。
一些激进的作家认为形式就是一切，呼吁一场形式的革命。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当时的作品，就可以看出很多实验小说那里，情节破碎了，人物稀薄了，主题模糊了，亚里士多德说过的这“要素”
那“要素”
都不灵了。
倒是有些新的要素成了实验作家们的兴趣焦点，比如说意象，比如说氛围。
我记得有一本介绍凡·高的书说过：画家们突然发现空气不是透明的，空气里很丰富的东西，应该把它们阃出来，这一点儿乎就成了欧洲印象主义绘运动的起点。
可以说，意象、氛闹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八十年代中期部分小说家突然发现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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