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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古诗没什么深刻，但打击力很大，可能让你浮想联翩，心里很感动。
在另一方面，我从来不觉得理论枯燥。
读亚里士多德，读柏拉图，常常喜不自禁摩拳擦掌，觉得很有快感。
上帝给了你一个脑子，据说左半脑与右半脑各司其职，分别管理着思想和情感，为什么在两个半脑中一定要废掉一边呢？
王樽：如果让您来选一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你选哪一部？
韩少功：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会非常犹豫。
因为小说与小说有很多不可比因素。
就像我们很难说哪一件衣最重要，因为从幼年到中年，从春天到冬天，我需要的衣并不一样。
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卡夫卡、苏轼、曹雪芹、鲁迅等等，都曾让我非常兴奋。
但我没法在他们之间比较出一个“最好”
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结论。
特定条件把有些信号放大
王樽：在文学史上有个现象，就是有些看起来并不怎么优秀的东西却有很高地位，而一些公认优秀的作品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韩少功：这是历史的无奈，恐怕也是历史的正常。
在文学史上，作家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成就，但也离不开一些偶然机缘的制约。
比如为什么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地位那么高？这既与启蒙主义形成主潮有关，也与民族国家的建立有关。
拿后一点来说吧，要建立民族国家，就需要确定国语，展开国民教育，然后就要编教材，编字典，于是一些作家的作品被当作国文典范，让全体大、中、小学生们来学习。
这就把有些作家的地位拉抬了，把他们的信号放大了。
就像我们五四时期以后的作家，有些并不一定特别好，但因为进入了字典和教材，进人了国民教育渠道，地位就会变得特别显赫，被不容置疑地确定下来。
老师传给学生，学生又传给下一代学生，形成一个权威知识体系，其地位不容易推翻。
也许现在我们有很多新作家非常优秀，甚至比老一辈作家更优秀，但是他们错过了民族国家建制这个历史性机遇，你再优秀也无法进入教材，因为那里已告“客满”
（笑）。
文学课本的版面只有那么多，先来后到，客满了，就没办法了。
俄国著名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到马克思时，说因为有了马克思，就堵死了其他人成为马克思的道路，哪怕那些人并不比马克思差。
我们所说的历史，是人们注意到的历史，是用注意力选择过的历史，而这个注意力会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向某些焦点集中，把焦点之外很多东西忽略掉。
国外有些汉学家不明白这个过程，认为王安忆比丁玲要写得多，也写得好，为什么丁玲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更重要？我对他们说，这倒不是丁玲自己折腾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为王安忆错过了民族国家建制这班车。
片断体是犹豫的表达
王樽：您的两部长篇《马桥词典》与《暗示》都采取了断片式的叙事结构，从中可以看出您对传统小说方式的颠覆。
《暗示》比《马桥词典》更加走向极端，基本是散文随笔的集成，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形式来表达？
韩少功：晚清以后，我们的小说开始欧化，结构基本上都是焦点式的，就像西方的油画，而不像我们中国的一些文人画，比如《清明上河图》那种散点结构。
焦点结构特别适用于所谓“宏大叙事”
，比方在众多历史现象中筛选出一个线索，筛选出一个主题，然后在这样的框架里演绎历史。
也许我比较低能，经常觉得这种框架特别拘束、僵硬、封闭、不顺手，有些想写的东西装不进去，有些能装进去的我又不想要。
一个贪官出现了，就必须把这个贪官挖出来，才能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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