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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社会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问题似有点陈腐，但像今天文学定位很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出来。
您的作品不仅仅艺术性高，并且有强烈的批判性。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对政府的批评不是容易的。
可是，您还是用隐约的方式发出声音。
在另一个方面，我特别同意您在《马桥词典》中关于“甜”
的说法，就是说西方人分不清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反抗，都把它笼统地概括于反共。
韩国人了解中国的时候，也经常掉入这种陷阱。
在这里，我想请您讲得更清楚一点：您觉得西方人所期待的反抗与您的反抗区别点在哪里？或者，您觉得中国作家应该保持如何的反抗精神？
韩少功：权力与资本，或者说极权主义和极金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两个毒瘤，两者结合就是权贵资本主义，需要我们努力地抗争和克服。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但中国与西方确有历史和文化的很多差异，我们的批判必须对症下药，不能简单地照搬其他药方。
比如西方人对种族这个问题特別敏感，特别是犹太人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在中同、韩国可能就没那么敏感。
同性恋问题，在非基督教地区也不那么敏感。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家庭特别重视。
前不久，报上有一条新闻，一个男人在车祸中死了，然后他的兄弟和父亲来帮他还债。
如果按照西方的法律，他们不必还这些债，每个人的债权债务都无他人无关。
这就是西方的“个人本位”
。
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现象？“家庭本位”
也许会带来不少负面的东西，比如“家长制”
、“裙带风”
、“人情社会”
等等，但也有正面的东西，比如前面说到的还债。
如果只是站在西方法条主义的角度，对这个进行嘲笑或指责，就可能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多样性。
我们现在常常是“左右开弓”
，应对两方面的抗争，既要警觉本土的“遗传病”
，乂要警觉外来的“传染病”
。
白池云：《马桥词典》和《山南水北》中，您对老百姓的观察非常敏锐。
好像您看到了老百姓那里一种微妙的现象，一种表面上很单纯，不合理，在深层却真切有力的逻辑。
比如，他们在国家面前很脆弱，但他们有对付国家的特殊方式。
《马桥词典》中有一个好玩的故事，马疤子原来跟从共产党，后来他丟掉部队，遇到了国民党，就跟随国民党。
对他们来讲，跟随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与政治理念完全没有关系。
就像您写的那样，老百姓对一九四八年的记忆，不符合于国家的公式化历史。
即使不是顽强的对抗，但好像他们有自己的反抗的方式。
而且这样的反抗，和西方人所想象的反政府或反共产党，也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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