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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差距虽然微妙，但很重要。
韩少功：生活很复杂，但意识形态很简单。
意识形态就是制造一个对一个错，似乎黑白两分。
但在实际生活，在老百姓那里，有很多疑难杂症，有很多难于取舍的困境，远远超出了书生们的想象。
因此，文学有点好处，它描述一些具体和细节，可以尽量避免冷战意识形态的简单化。
文学该如何记忆“文革”
？
白池云：您八十年代的小说，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文革”
。
从我个人来讲，这些作品给我很大的冲击。
第一个原因是其形式上的前卫性和现代性，这个话题等一会再谈。
第二个原因是，这些早期作品使我开辟了以前完全没有的另一个视域。
即使我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以前说到“文革”
，只会联想到《芙蓉镇》那种，描写国家压迫的作品，很沉闷，很压抑。
肖然老师的作品里也不能说没有阴暗面，但像《飞过蓝天》和《西望茅草地》，非常有意思的是，知青并非完全是国家压迫下的被动人物，似乎也有明显的自我主张。
比如《西望茅草地》的主人公，一方面轻蔑那个霸道的农民干部，看不起他的愚忠，但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思想也有苛刻的要求。
这样矛盾性的人物性格，好像显示您对“文革”
抱有另一种看法，有一种分裂的认识。
是这样吗？
韩少功：“伤痕文学”
的大毛病，就是简单化。
电影《芙蓉镇》的作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我还是要批评，这个电影把“文革”
写成一些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太幼稚了。
可惜的是，西方带着冷战思维的人很容易接受这一类作品，似乎这个世界就是黑白两色。
在“文革”
中，上层和下层的情况不一样，前期后期的情况不一样，甚至一个派别、一个人都有多面性。
一些受害者也迫害别人，这种情况很普遍，并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那种景象。
你怎么看？有些人是反抗者，但他们的思想资源和斗争手段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他们是受害者，但他们的受害是否被夸大？或者受害之外的一些恶行是否被掩盖了？单是一个冷战思维，是没办法来理解这些事情的。
几年前，我曾就此写过一篇文章。
白池万：啊，我看了，是在《Boundary2》（二〇〇八）上的《“文革”
为什么结束》是吧？
韩少功：对，我在那篇文章里说到，当时的反抗起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逆反型，比如开始是拥护“文革”
的，到后来自己受苦了，就转而反对了。
第二种是疏离型，就像作家王朔写的那些青年，包括一些官员子弟，吃喝玩乐，胡作非为，喜欢西方音乐，虽然远离政治，但也构成了一种间接的反抗。
第三种是继承型，就是完全接受“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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