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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的中国人，眼下听到“文革”
语录歌时居然一往情深，心花怒放，这种最常见的语言经验，足以证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极其脆弱，没有一成不变的连接。
这没有什么奇怪。
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实践的各种复杂条件，任何语言都只是一些奇怪的声波和墨迹，没有任何意义，更没有什么神圣。
鲁迅的表述一旦离开了鲁迅的语境，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比如成为政治运动中的语言暴力。
沈从文的表述一旦离开了沈从文的语境，也完全可以一无所用，比如成为三流文人在一篇篇酸文中无聊的引征或抄袭。
当然，与此相反的逆过程，比方说在语言中变废为宝和点石成金的过程，也同样存在。
李锐的小说《无风之树》差不多是一场语言的泥石流，其中夹杂着很多“文革”
时期的套话，BP那些言义相违或有言无义的语言僵尸。
但这些材料在李锐的语境里获得了一种反讽意义，呈现出新的价值，无异于僵尸复活。
在这里，创造并非生造，推陈出新常常也是翻陈为新（I·乔伊斯造出一些字典上没有的新字，可算是出于偶然的需要）。
语言遗产在模仿家那里的死亡，在创造家那里则可能是休眠，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积，将其翻用于恰当的语境，就有热能的成功激发。
因此，语境是语言的价值前提。
语言生命（鲁迅、沈从文等）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成为僵尸；而语言僵尸（“文革”
套话等）也可以在另一种语境里焕发出生命。
创造家们既非复古派亦非追新族，其创造力首先表现在对具体语境时敏瘢、判断、选择以及营构，从而使自己在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语境里获得最恰切有效的语言表现——价值就是在这个时候潜入词语。
中国禅宗强调“道隐无名”
、“言语道断”
、“随说随扫”
，表达了前人对任何语符最彻底的不信任。
他们的“道”
不可以在任何静止和孤立的表述里定居，同时也可以在上述任何表述中降临，包括说粪说尿，说金说银，都可以释佛。
他们对语符与义涵之间这种任择（arbitrary）关系的洞察，比索绪尔或者德里达的类似觉悟更早。
当然，任择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体现为定择关系的随机改变，却不体现为定择关系的完全取消。
应该注意的是，应该承认的是，在现实中，言与义的关系一旦择定，也常有相对恒稳的状态。
就像钟表与时间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或者货币与财富之间形成了既择关系之后，改变这些关系虽然可能，却非易事——人们经常只能在陈规和习惯中权且安身。
日常生活中的忌语，作为言义定择关系最僵化最神化的产物，就是这样被接受的：因为母亲不可亵渎，母亲的名谓也就不可亵渎；因为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信仰的习语也就不可背叛，哪怕用“上帝”
来取代“真主”
、用“先生”
来取代“同志”
、用繁体字的“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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