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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曾指出，家具的高位化低位化是文明成熟与否的标志，这一标准使榻榻米只能低就，无法与中国民间多见的太师椅、八仙桌、龙凤雕床比肩。
也许是空间窄逼的原因，日本传统民宅里似乎不可能陈设太多的家具，人们习惯于席地而坐，席地而卧，习惯于四壁之内空空如也。
门窗栋梁也多为木质原色，透出一种似有似无的山林清香，少见花哨富丽的油漆覆盖。
我们还可以谈到简朴的神教，简朴的歌舞伎，简朴的宫廷仪轨，简朴得充满泥土气息的各种日本姓氏……由此不难理解，在日本大阪泉北丘陵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遗址发掘中，覆盖数平方公里的搜寻，只发现了一些相当原始的石器和陶器，未能找到任何有艺术色彩的加工品，或稍稍精巧一些的器具。
对比意大利的庞贝遗址，对比中国的汉墓、秦俑以及殷墟，一片白茫茫的干净大地不能不让人扫兴和心惊。
正是在这里，一个多次往地下偷偷埋设假文物的日本教授最近被揭露，成为轰动媒体的奇闻。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位考古学家也许是对日本的过去于心不甘，荒唐中杂有一种殊可理解的隐痛。
从西汉雄钟巨鼎旁走来的中国人，从盛唐金宫玉殿下走来的中国人，从南宋画舫笙歌花影粉雾中走来的中国人，遥望九州岛往日的简朴岁月，难免有一种面对化外之地的不以为意。
这当然是一种轻薄。
成熟常常通向腐烂，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山姆挫败英伦，蛮族征服罗马，满人亡了大明，都是所谓成熟不敌粗粝和中心不敌边缘的例证。
在这里，我不知道是日本的清苦逼出了日本的崛起，还是日本的崛起反过来要求国民们节衣缩食习惯清苦。
但日本在20世纪成为全球经济巨人之一，原因方方面面，我们面前一件件器物或能提供部分可供侦破的密码。
这样一个岛国，确实没有过大唐的繁荣乃至奢靡，古代的日本很可能清贫乃至清苦。
但苦能生忍耐之力，苦能生奋发之志，苦能生尚智勤学之风，苦能生守纪抱团之习，大和民族在世界东方最先强大起来，最先交出了亚洲人跨入工业化的高分答卷，如果不是发端于一个粗粝的、边缘的、清苦的过去，倒可能成为一件不合常理的事。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内有粮荒，外有敌患，但教育法规已严厉推行：孩子不读书，父母必须入狱服刑。
如此严刑峻法显然透出了一个民族卧薪尝胆的决绝之心。
直到今天，日本这一教育神圣的传统仍在惯性延续，体现为对教育的巨额投入，教师们的优厚待遇，每位读书人的浩繁藏书，还有全社会不分男女老幼的读书风尚：一天上下班坐车时间内读完一本书司空见惯，一个少女用七八个进修项目把自己的休息时间全部填满纯属正常，一个退休者不花点钱去学点什么，可能就会被邻人和友人侧目──即便这种学习有时既无明确目的，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日本人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危机感，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过，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知识一股脑学完，永远不落人后。
这种日本的清苦成就了一个武士传统。
“士农工商”
，日本的“士”
为武士而非文士，奉行王道而非儒学，与中国的文儒路线迥然有别。
日本的武士集团拥天皇以除（德川）幕府，成功实现明治维新，一直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并且主导着武士道的精神文化，包括在尊王攘夷的前提下，吸收“汉才”
以及“（荷）兰学”
（即当时的西学），在很多人眼里几乎就是大和魂的象征。
这个传统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现代的军人政治和军国主义，导致了“神风敢死队”
之类重死轻生的战争疯狂行为，直到二战结束，才在“和平宪法”
下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这一传统的影响源远流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修宪强军的暗潮起伏不止，无论是极左派还是极右派，丢炸弹、搞暗杀的恐怖行为也层出不穷，连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也在和平的70年代初切腹自裁，采取了当年日军官兵常见的参政方式。
他们的政治立场可以不同，但共同的激烈和急迫，共同的争强好斗、勇武刚毅甚至冷酷无情，都显现出武士传统的一线遗脉。
日本的清苦还成就了一个职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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