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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感应”
“因果报应”
“天打五雷轰”
等，就是相关的说法。
邻居告诉我，以前见天色不对，要打雷了，很多人就会及时关心父母：老娘，你是不是要一件新棉袄呀？我这马上就去做。
老爹，你是不是想吃肉呀？我这马上就去买。
这些话一定要靠近门窗大声说出来，让老天爷听见。
为什么呢？因为老天听见了，在很多人看来，雷电就不会殃及其身了。
问题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现在我们装上避雷针了，雷公电母不起作用了，我们的老爸还能不能吃上肉，我们的老妈还能不能穿上新棉袄？当我们的医疗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降低伤病的危害；当我们的救灾手段越来越发达，大幅度减少洪水、干旱、山火、蝗虫的危害，总之，不可知、不可控的神秘力量一步步减少，那么靠“老天”
管理世道人心的机制还灵不灵？替代性的机制又如何建立？
除了“老天”
，以前管理道德的另一个重要工具就是先人。
在西方，人们常说“以上帝的名义”
，但中国人爱说的另一句话是，“对得起先人”
。
先人，或说祖宗，就是一个中国化的上帝。
祖宗意味着名誉和尊严，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公共监视和家族群体压力，多少能约束人的一些行为，但现在呢，这样的作用恐怕也大不如前。
将近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的乡村青壮年正在进入城市，成为流动、混居、相互陌生甚至处于匿名状态的农民工。
祠堂基本上消失；祖坟也不再出现在房前屋后；周围没有族人们的身影；甚至连邻居也极不稳定，三天两头得重新辨认；碰到清明节、亡人节（七月半）、重阳节，在城市里也没法上香烧纸，没法建立和加固一种与先人仪式性的对话关系。
如此等等，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变化，因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祖宗这个制衡角色正在弱化、淡化、虚化。
这也是我们需要有所准备的一个历史过程。
当然，对于道德管理来说，历史性变化也不全是负面的。
以前的乡村人情有很强的经济功能，“人情是把锯，你一来我一去”
，隐含着一种先存后取的互助机制和期权关系。
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些贪官的案情，也许能发现有些当事人的隐情。
比方他们来自乡村，以前家里穷，考上了大学没学费，怎么办？于是就把亲戚、族人们请来吃一顿饭，意在收礼金，拉赞助，相当于融资和参股，借助家族或村社的合力来对付高昂学费。
那么问题来了，当他学成就业、升官晋级以后怎么办？他欠下那么多债，看起来软，实际上很硬，能不偿还吗？他一个科长，一个副局长，工资就那么几个钱，若不利用权力介绍个工程、安插两个人头、揩一点国家的油水，又拿什么来回报？有一个村的书记曾对我说：教育真是特别重要啊，一个地方关键是要出人才啊。
你想想，将来读大学的多了，我们在财政局有人，在交通局、农业局、水利局也都有人；就算他们全部成了贪官，不要紧啊，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些人总要回家盖点房子，修点路吧。
你们不要笑，这个书记是真心诚意这么说的，逻辑就是这样简洁和务实的。
他觉得一个人读书做官，不捞点钱怎么回报家族和家乡？由此可知，经济不仅仅是经济，也是道德和文化的关联条件。
所谓“人穷志短”
—相反，一个人脱贫了，小康了，他的人格就可能更独立一些，更阳光一些，至少不必因一笔学费而背上沉重债务，受制于某种人情关系网的枷锁。
这就如同工业化能带来妇女解放—没有工业化，女强人再多也困难重重；有了工业化，妇女们想不解放都不行，谁都拦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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