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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
比方说，中国要实行欧式的民主和法治，缺乏相应的文化传统资源，实是一件难事；但承受经济危机倒不缺文化传统资源，算不上什么难事。
三
西方的知识专家们大多有“公理化”
的大雄心，一个理论管天下，上穷普适的宗教之理，下穷普适的科学之法。
不似中国传统知识“无法无天”
，弱于科学（法）亦淡于宗教（天），但求合理处置人事，即合理处置“人情”
与“事情”
。
先秦诸子百家里，多是有益世道人心的“善言”
，不大倚重客观实证的“真理”
—善在真之上。
除墨家、名家、道家有一点抽象玄思，其余大部分，恐怕只算得上政治和伦理的实践心得汇编。
少公理，多政策；少逻辑，多经验；有大体原则，多灵活变通—孔子谓之曰“权”
，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农耕定居者们面对一个亲情网织的群体环境，处置人事少不得“内方外圆”
，方方面面都得兼顾，因此实用优先于理法，实用也就是最大的理法。
多权变，难免中庸和中和，一般不会接受极端和绝对。
“物极必反”
“否极泰来”
“过犹不及”
“相反相成”
“因是因非”
“有理让三分”
“风水轮流转”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些成语和俗语，都表现出避免极端和绝对的心态。
墨子倡“兼爱”
之公心，杨子倡“为我”
之私心，都嫌说过了，涉嫌极端和绝对，所以只能热闹一阵，很快退出知识主流，或被知识主流吸收掉。
与此相适应，中国传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安排也从来都是混合形态，或者说和合形态。
几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标准的奴隶制社会，有记载的奴婢数量最多时也只占人口的130（据钱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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