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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的《祝福》中，曾写祥林嫂向人探问一个终极关怀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那问话的意思，并非像西方人那样关心自己个人灵魂的是否不朽、是否得救（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人“重生轻死”
），而是想知道这么一回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只有当人世团聚的希望已绝灭了之后，人才想到了死；但在弄清死后能否团聚之前，也还不能毅然就死。
祥林嫂在人间遇到的是周围人一式的讥笑冷落，忍受着不堪的孤独；她作过种种的努力（“捐门槛”
等），想回到人间群体中来，但最终被当作“不干净的”
非人而拒斥在群体之外了。
不过，只要她能确知死后可以和她的阿毛在一起，她就会冒着被两个男人在阴间锯成两半的危险去死。
但没人能告诉她死后究竟会怎样，这才是她临死时最大的痛苦和疑惑。
尽管中国人在内心如此看重群体，需要合群，但奇怪的是，在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方面，中国人却习惯于和别人保持一个比西方人要远得多的距离。
儒家礼教森严的等级观念将人群划分为金字塔式的纵向等差结构，上下尊卑距离和男女“授受不亲”
一直渗透进各种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之中，当众拥抱和亲吻即使在夫妻和母子之间，也将超出中国人的想象力。
即在同辈朋友的横向交往中也明显可以看出，中国人传统的打躬作揖是拒斥性的，犹如要划定一个不容挨近的距离范围；西方人的握手、拥抱和亲吻反倒是结合性的，犹如要消灭人与人的一切距离。
在中国人心目中，人与人之间过分挨近，哪怕是同性朋友，也会被认为轻薄、狎昵和不自重。
从电影和电视上也可以观察到，在朋友谈心时，两个西方人比两个中国人之间的距离要近得多。
有人指出：“中国之礼，似乎定名分之意较多，彼人（指西洋）之礼，似偏重于协情感。”
[102]的确如此。
但这并不说明，“圣人或圣人之徒论礼，非但不强调人际亲情，恰恰相反，是尽力排斥它们。”
[103]毋宁说，这种表面上的矛盾（重情感的中国人恰恰排斥情感而讲礼），正反映了中国人对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的真实理解。
在中国人眼里，“情感”
是可以用一套名分规定下来的东西，甚至是依赖于名分的东西，“故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
[104]有名分则有人情，无名分则无人情，这就像电影《李双双》中表现的传统爱情模式：“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
在传奇、武侠小说中，那些从小被人抚养大、对养父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一旦得知养父就是杀害亲生父亲的人，尽管自己从未见过生父，亦不知他是否的确该杀，立刻连一个过渡也没有，就可以翻脸无情，恨不得马上“手刃之”
，以报“杀父之仇”
。
中国人理解的人情、情感，并不是两个平等人格在共同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中通过相互了解、精神沟通而产生的感情，而是自然天定的“亲情”
，即可以通过生物种族繁衍的谱系表查阅到的那种家族感情，除此而外就只剩下“感于物而动”
的（同样是动物性的）喜怒哀乐之情，而这只不过是家族感情向自然界的扩展（民胞物与）。
因此，如果把情感规定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交往与共鸣的话，最讲究人情、最善于“移情”
式的思考方式的中国人其实很少懂得真正的情感。
这并非由于中国人忽视人与人的情感联络，而是由于他们的感情联络超不出亲情联络，或者说，他只有亲情，而无感情。
感情是不可能规范化、名分化的，只有亲情才能如此。
亲情可以制定出一个亲疏等级系统，它大可以包括整个“炎黄子孙”
，小可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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