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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人格的集中体现也就不可能在中国文化的最终归宿——道家精神之中,而是在“入世”
、“进取”
、“自强不息”
的儒家士大夫理想人格之中;但这种人格的追求只能体现为一种“自辩”
和“辩白”
的人生,因而只能指向一种一无所求的、“清白”
的赤子之心,指向道家的自然无为,也就是指向这种人格的自我丧失。
换言之,中国人格的追求,就是追求辩白自己,追求去掉自己或别人强加的一切“面具”
和遮蔽物,使自己毫无遮蔽地、**裸地**出来,也就是:追求这种人格的自我毁灭。
我们再来看看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体现出来的另一种人格和人生理想类型。
浮士德是西方中世纪传说中的一个人物。
据说他是一个古怪的炼金术士,惯与魔鬼打交道,有神奇的法力,最终被魔鬼抓去了灵魂。
歌德利用了这一传说,但却反其意而用之。
在他的笔下,浮士德把灵魂抵押给魔鬼,利用魔鬼的力量干下许多大事业,体验到了人生的各种欢乐和悲伤,最后却被上帝所拯救。
如果说,中国人格努力追求的是“辩白人生”
的话,那么相反,在《浮士德》中,歌德努力为之辩白的却是一种“追求的人生”
。
浮士德不是为了辩白去追求,而是先追求,哪怕这追求的动机有些“不清不白”
,甚至是邪恶的,都不管;至于对这种追求加以评价、辩白,那已不是他本人的事,而是上帝的事了,所以这不是“自辩”
,而是历史的客观评价。
中国人格本质上的非进取性和西方人格外向的进取性,于此就显出了差异:一个体现为“辩白的人生”
,另一个体现为“追求的人生”
。
追求的人生,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内在的冲动和动力。
这种动力,不可能是由于“感于物而动”
、由于受到外部触动而做出的被动反应(如辩诬),而是本源的、从人的原始生命力中爆发出来的。
它来自人的“原欲”
,是不可规范、不可平息,又说不清道不明的。
《浮士德》一开卷,诗人就点出了这一主题:“人生之力,全由我们诗人启示!”
诗人向自己的青春发出呼唤,因为原始生命力的觉醒正是从青春时代开始的:
我是一无所有而又万事具足,
我向现实猛进,又向梦境追寻。
请整个地还我那冲动的本能,
那深湛多恨的喜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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