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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对《圣经》的解释中，他却运用了异教语言发展出来的方法，例如古代晚期解释荷马和维吉尔时所使用的方法。
他明确警告不要从字面上理解《圣经》，特别是在涉及宇宙学的问题时。
伽利略本人也因为哥白尼的世界观是否有违《圣经》，而向教会的神父求助。
尽管他在这一点上也颇为矛盾地拒绝了好奇，但奥古斯丁并不是时代之间展开对话的破坏者，而更多是一个积极活跃甚至过犹不及的参与者。
与他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以及犹太教和后来伊斯兰教的狂热者不同，奥古斯丁认为哲学是在《圣经》的真理之前为自己辩护，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
没有其他的一神论宗教——尤其要感谢希坡主教——能与世俗科学建立与之类似的密切关系。
波爱修斯也支持神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盟。
在更好的日子里，除了神学著作之外，他还写了一篇对于西塞罗的《论演说家》的评论，说它是演说者的指南，例如其中提到，如何在法庭争论中找到最好的论点。
因为他，中世纪的人们也接触到了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学，并对音乐与数学之间神秘的和谐关系有了形而上学的推测。
他还翻译并评论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的著述，以及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这是一本对亚里士多德著述的导读。
在中世纪非常流行波爱修斯的作品，亚里士多德因此进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世界。
他教育当时的人们如何追踪因果关系，揭示矛盾和找到正确的结论，以及如何有序思考。
正如这种情况一样，古人的著述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转手到中世纪读者的手中。
柏拉图的《蒂迈欧篇》几乎完全通过拉丁语翻译以及古罗马后期的学者卡尔西迪乌斯（Calcidius）对它的评论而得名。
马克罗比乌斯版的《西庇阿之梦》和他的《农神节》将托勒密的世界观传递到了中世纪早期。
公元5世纪上半叶，北非修辞学家马蒂亚努斯·卡佩拉（MartianusCapella）向拉丁欧洲人传递了毕达哥拉斯和阿利斯塔克——此前提到的哥白尼之前的哥白尼主义者——的宇宙论。
诞生于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港的作品《博物学家》（Physiologus）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直到巴洛克时期仍然在被人研读。
它基于希罗多德和普林尼的作品，在某个章节提到了源自《奥德赛》的海妖，以及在奥维德的《变形记》中成群结队出现的半人马。
读者可以在其中找到关于“如何捉住一只独角兽”
的线索——人们要将它的头放到处女的膝盖上——以及最好通过燃烧大象的毛发和骨头来驱散邪灵和恶龙。
这部作品和希罗多德或普林尼的作品一样，都在激励人们勇敢走向远方，见证那些被描述的事物，去找寻黄金和珠宝。
然而，那场始于黑海，并在学园、斯多葛派和缪斯庵中得以发扬延续的关于上帝和世界的伟大对话，却首次几近完全失声。
它最重要的前提已不复存在：蓬勃发展的城市、机构，以及最为重要的是庇护。
一两个小国王根本无法取代罗马的大财主们，包括那位居住在克罗地亚、宝箱塞满了塞斯特提[25]的皇帝。
凤凰在大教堂学校、罗马宫殿以及高卢别墅中找到了稀有的筑巢点；主人为它雇用奴隶，抄写和诵读古老的文本。
它也在主教的宅邸中获得庇护，尽管公元480年前后的一份主教生活指南显示，主教依然被禁止阅读“异教书籍”
。
这只神奇的鸟儿在基督教虔诚信仰的中心——修道院中定居下来。
卡西奥多罗斯，这位波爱修斯的继任者，正是前文提及的在信件中讲述了威尼斯环礁湖生活的作者。
由他创办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位于意大利南部的斯奎拉切，这是基督徒的图斯库鲁姆城：既是修道院，又是学院。
这位创始人对此地颇为赞赏，这里地处佩伦内（Pellene）近郊，从而得以灌溉花园，为磨坊提供动力，为鱼类养殖提供水源。
修道院因此得名“维瓦留姆”
，意为“供应新鲜渔获的生态园”
。
即使是夜间，这里也有人值守，以油灯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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